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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科门高第，翰林出身），却撞上了新时代的门槛，他绝非贪生怕死之徒，但却遭际了比死还屈辱千百倍的难堪，换来了百多年的笑骂（早知如此，还不如城破时一刀抹了脖子，这个胆子，我想叶名琛是有的）。虽然算是清朝大员中第一个坐过洋船的人，又在洋人的地盘上生活了一年有余，但是他到死也没有明白他的对手是些什么人，只有按照古书上的古人模样行事，学伯夷叔齐，自许苏武，即使是把字画给洋人，其实也算不得失节，因为那毕竟是洋人自己来讨的：在洋人看来是好奇，在叶名琛则是教化———让这些蛮夷见识点中华文化。
我没有为叶名琛翻案的意思，作为历史人物，叶名琛其实无案可翻，他做的事情，没有被历史给添加过什么，有过多少污蔑不实之词。只是，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做错什么，他的被人笑骂，除了他自我的不甘平庸之外，仅仅是由于暴露了在那个文化碰撞的时刻，因为隔膜所致的可笑，这种可笑，任何一个民族都在所难免，只要你赶上了那种时刻。
在叶名琛的故事发生后不久，洋人打进了北京，我们的“天朝上国”终于在刺刀下放下了架子，被人强拉进了人家的世界体系。不仅允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而且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应付西方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那以后，如何跟西方打交道就成了国人长期的难题，李鸿章的“打痞子腔”和曾国藩的“以诚相待”，用在洋人身上其实都有点不合时宜。由这个难题而引出的现代性变革，波澜起伏，起起落落。其间，叶名琛的故事一直是作为笑话存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那其实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遗传了百多年，至今在我们身上阴魂不散的悲剧。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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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路边的栏杆
星竹
十九世纪初，一些相对发达国家的城市主路上，都设有较高的栏杆，以免行人穿越时造成危险。那时的栏杆都修得很高，无论是主路上的人，还是辅路上的人，都休想迈过这高高的栏杆。既然是栏杆，当然得把人拦住，如果不能拦住人，那还叫栏杆吗？因此，那时栏杆的高度也是强制性的，像一种法律，得符合条款。至今在一些老式纪录片里，我们还能看到这种高大的公路栏杆。
只是渐渐地，各国市政部门都发现了一个问题，主路上常常会有抛锚的车子，那时的信息还很不发达，人们没有手机，电话也不普及，车子抛锚后，司机为了能到辅路上去找电话，或是请人救援，就得走出主路，但高高的栏杆却挡住了他们的去处。于是，情急之中，有的司机便不得不翻越栏杆。胆小的司机就要走上几里路，找到出口。但无论是爬栏杆，还是去找出口，都是十分危险的事。有的司机在主路上行走时，不免会被穿梭往来的汽车撞倒，惨剧时有发生……
各国市政部门，在对公路事故的调查中发现，栏杆的围挡虽然起到了一定的安全作用，但同时又埋下了另一些安全隐患，有些不必要的事故反而是因为栏杆造成的。如果栏杆能矮一些，那些需要救援的司机便可以随时翻过栏杆，栏杆也就不会再对他们构成危险。
于是，英国人首先挑头，将城市主路上的栏杆降了下来。从一米六七，降到了一米二三。那些在主路上因车子抛锚的司机，便可以随时翻过栏杆去找救援，避免了在主路上行走的危险。虽然这种做法也同时为辅路上的人提供了翻越栏杆横穿马路的危险，但主管部门还是坚持了这一做法。
英国人的这一改革，引起了各国的注意，不少国家纷纷效仿，将城市主路上栏杆的高度降了下来。事故果然也相应地减少了许多。但还是有一些司机，总以道德来约束自己，在车子抛锚时，仍然坚持要找到栏杆的出口才肯走出主路。对于他们来说，危险依然没有缓解。
于是，又有国家带头，将栏杆的高度降到了一米以下，这样，人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迈过栏杆，栏杆的“法律”作用被大大削减。你根本不必再去找什么出口，紧急时候，迈过栏杆也就行了。这样的做法，果然又保住了一些司机的生命。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发现，在普通的公路上设制栏杆，原来是一件利弊共存的事。在保证了一种安全后，也埋下了另一种不安全的隐患。
到了二十世纪，一些国家终于得出一致的科学论证，城市公路上的栏杆，只有做到行人抬脚就能迈过的高度才是正好的，事故才是最低的。正像“只有充满人性的法律，才是最好的法律”一样。于是，栏杆被做成了更矮的栏杆：即我们今天看到的隔离带。在城市，主路与人行道之间，只有这一两尺高的隔离带。这又是谁都可以抬脚迈过去的栏杆，已经失去了最初人们设计栏杆时的严格意义。
也正是如此低矮的栏杆，才符合了客观上的需求，既解决了互相隔离的问题，又能在危险时候，使人轻而易举地迈过去。
按说栏杆是拦截人的，但时至今日，拦截人的栏杆，已经不再一味地拦截什么了，而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告诫、提醒。在几个世纪的实践与论证中，人们终于发现，原来这种“告诫”式的栏杆，才是最完美、最安全、最可靠、最人性化的，也才最符合人们设置栏杆时的最初目的。
栏杆，它到底是在拦截什么，到底是在起着一种什么作用，几个世纪的摸索与改进之后，人们终于发现，原来它还是一种心理上的防范，一种形而上学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栏杆，越来越是这样的栏杆了，虽然低矮，但却比高大的更科学，更符合法律与道德的辨正关系。
几个世纪中，栏杆的变化，给人提供了很多启示，使人联想到方方面面和许多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天下很多规定，很多章程，甚至很多制度，看似定得很严，很是道理，其实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未必真的能够达到那个预期的效果，有时反而不妥。把栏杆设置得更矮一些，在今天看来，倒是一种最理想的状态。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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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不多的时光
流沙
春天里，妻子在阳台晾晒衣裳，风儿从阳台的窗外呼呼地吹来。母亲正在厨房里为全家准备午餐，自来水刷刷冲着一捆儿青菜。“风这么大。”母亲在喃喃自语。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戴着眼镜看一本刚从书店买回的书，儿子趴在地板上，研究一辆遥控“挖土机”。
我在书房和客厅之间进进出出，然后喝着一杯热茶，看着电脑屏幕，想知道这个世界昨天发生了什么新闻，这是多么普通的一天。没有争吵，没有口角，只是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对话。
但想想，五年后或者十年后，我们还会有这样散淡的心情度过这样的一个春日么？
十年后，我四十了。父母亲呢？已是七十古来稀的年纪了，儿子也十二岁了。我健康如意吗？我和妻子结婚幸福吗？我的父母还是这样没有病痛吗？
想及此处，心中隐隐地惆怅起来。
我们总会有别离，父母正在老去，自己在十年后也许满是沧桑。但现在，我却拥有一切，如果时光能停留，我愿让这一切永恒，即便以后我能荣华富贵。
饭熟了，香味四溢，是父亲从乡下背来的米。妻子已晾好了衣裳，在客厅里和儿子嬉戏。
我捧了杯热茶靠在书房的门上，目光在这些我最爱的人的脸上穿行。让这一刻停留得长些吧，我是多么的需要。
多年前，有位老领导和我促膝谈心，老领导对我说：“我从不奢望将来，只求现在一刻的好，一时的好。”他说的不是工作，而是生活：他说许多人总是期盼着将来会好的，把梦想寄托在明天，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此刻好，今天好，天天好，明天才能更好。
我对那句话的体悟是深刻的。所有幸福都是有来由的，它不会突如其来，从天而降，而是有一种量的慢慢积累。在生命的每时每刻，幸福岂能缺位？
现在，我知道，最幸福的时光不该是在将来，而是现在这一刻。譬如，在这个春天的日子里，全家人呆在一起，只是等待母亲招呼一声：“吃饭啦。”
本文摘自《读者》2006年第13期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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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一代＇是什么让我如此出色
乔丹
带着以下这种想法进入NBA的人是少之又少：只要是全队胜利的需要可以付出任何不求回报的牺牲。大部分在想着拿分，争取更长的上场时间，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力。
据我观察，我所遇到的球员当中极少有我认为已经取得辉煌成绩的。我会说〃魔术师〃约翰逊和拉里·伯德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辉煌。我把他们当作学习的榜样，希望由此让自己成为一名在进攻和防守两方面都才华横溢的更优秀的球员。
另外一位很出色的球员要数斯科特·皮彭，他天性聪慧，对打比赛有深刻的理解和领悟；他是勇士，任何时候都极具攻击力；他既擅长进攻，又精于防守，是场上生龙活虎的精灵。
皮彭来自闭塞落后的乡下，但他敢于同从小在城市长大的球员相抗争。农村来的孩子可以不断学习，只是要比别人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伯德和约翰逊进队时准备好的是在某些方面教教别人，而皮彭进队时已经做好是向他人请教的准备。相信我，他不会跟别人离得太远。不知多少回，在场上我感觉自己是在同孪生兄弟一道打球，我们俩在一起打球时他所取得的进步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