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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康雍二朝，不时还有大权旁落的情况出现。康熙朝前期，大学士索额图设计除掉鳌拜，明珠规划平定三藩之乱，二人因功受康熙帝的宠信，“是时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清史稿？索额图传》，卷269。。康熙被迫将二人罢免，而索额图又因积极支持皇太子胤礽，图谋杀害康熙被处死。康熙朝后期，各皇子纷纷与大臣联合勾结，组成以夺取皇位为目的的政治集团，互相倾轧不已，康熙甚至说，他死后可能会出现内战。雍正朝初期，川陕总督年羹尧、步军统领隆科多因帮助胤禛谋取帝位，权倾朝野。年羹尧又有平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功，更是不可一世。年羹尧应召回京，“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上皆优容之，而年犹不悟”昭梿：《啸亭杂录》，卷9，《年羹尧之骄》。。胤禛不得不罗织九十二条大罪将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朋党，“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乾隆继位初年，用人行政经常受鄂、张朋党争斗的影响。所以，真正号称“乾纲独揽”，仅乾隆帝做得到，如此一帝而已。
“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隆的这句话对理解“乾纲独揽”是最好的注释。通常，历史学家把帮助皇帝治理国家、建有殊勋的臣子誉为名臣。如西汉武帝去世后大臣霍光“拥昭（帝）立宣（帝）”，促成“昭宣中兴”；唐太宗时大臣魏徵犯颜直谏，为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起关键作用。历史学家又把窃权营私、扰乱国政的臣子叫做奸臣。唐玄宗后期宰相李林甫，是以“口蜜腹剑”著名的奸臣，他打击刚直大臣，怂恿玄宗享乐，导致发生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而衰。宋朝的秦桧，勾结金朝，杀害抗战名将岳飞，被人唾骂千古。乾隆说，清朝绝没有上述问题，不仅没有奸臣，连名臣也没有。为什么呢？乾隆自己的回答是：“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清高宗实录》，卷114，8页。封建社会法律不甚起作用，重视人治，乾隆牢牢控制着用人大权，又勤于政务，所有重大决策完全出自己意。那时人们按明朝的习惯称大学士为相国，乾隆反对这种提法，认为大学士“备位纶扉，不过委蛇奉职领袖联班”。协办大学士就更算不了什么，“职本尚书，不过如御史里行、学士里行之类”。史实也确实如此，清代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拟写谕旨，与历史上的丞相权力根本不能相比。清朝皇帝办理政事自雍正朝起依靠军机处，地位最高的是首席军机大臣。但考清朝官制，军机大臣均为兼职，并不是正式职务，实际上是皇帝个人的秘书处，完全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并不能做任何重大决策。这样高度的集权制度，使乾隆“太阿在握，威柄不移”，真正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大清朝的国家政令出自他一人之口，任何臣民只能俯首听命。
二、选贤任能
大清帝国是统治亿万人民的国家机器，无论乾隆帝具有多大的才能也不可能一个人操纵这架庞大的机器实施统治。他要选用一些人，按照他的旨意，帮助他实现这种统治，所以他非常注意“用人行政”，这个“行政”就是实施方针政策。但是他认为，求其国家治理，“用人”比“行政”更重要。乾隆执政时，虽号称“无名臣亦无权臣”，实际上出了不少“能臣”。
乾隆继位之初，当朝的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后来特殊提拔的讷亲、傅恒和汪由敦、于敏中、阿桂等，也都是些能文能武或文武兼备的人才。讷亲勤慎正直，乾隆一继位，不怕他年轻，命为协办总理事务大臣，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总理事务王、大臣”一起，处理军国大事。二年（1737年），废总理事务王、大臣，讷亲又被命为军机大臣，可以直接从皇帝那里领旨。傅恒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屡立战功，乾隆任用他在军机处二十余年。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皇帝，因傅恒不认识汉字，破例允许他和别的大臣一起入见。汪由敦博闻强识，当军机处大臣，能把乾隆每天做的诗，不管是从草稿上，还是从口头上移录下来，保证无误，得到器重。每次出外谒陵及巡幸，必令他随侍，“入承旨，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不遗一字”。至于于敏中、阿桂，几乎成为乾隆一朝几十年倚重的大臣。乾隆依靠他们，使大清国文治武功，一派鼎盛。
盛世修书用人有道：“乾纲独揽”（2）
勤政爱民是乾隆的一贯主张，清政府很多官员因此以关心民事为己任。乾隆初，大运河年久失修，运送漕粮的船只由江南北抵山东临清时，常因水少搁浅。粮食关系北京城数十万八旗兵的稳定，乾隆命令河南和直隶督抚禁止卫河上游百姓引水灌溉，保证运河水源，使粮船按期抵京。工部尚书来保上疏反对乾隆这种做法。来保指出：运河水浅粮船受阻，查禁不得不严。但卫河发源河南，至临清已五百多里，沿河居民成千上万家，等待灌溉的土地有几十万亩。以后恐怕一进入五月份，各地方官将灌渠尽行堵塞，“坐使有用之利置之无用，恐不无废时失业者，不称仁育万民之意”。他提出由督抚与河臣悉心调剂，设法使漕运和灌溉两利。乾隆接受来保的意见，派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到两省实地调查后，决定粮船至临清之后，视运河水深浅，定渠闸启闭之法。《清史稿？来保传》，卷303。乾隆作诗称来保“读书通大义，万石犹后步”。大学士陈世倌曾受命赈济淮扬灾区，由于身临其境，对灾区饥民非常同情。乾隆每次召见他，陈世倌反复陈奏之事就是百姓饱受水旱之苦，国家应大力赈济，并经常说得声泪俱下。以致乾隆后来不等陈世倌讲话，就先说：“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矣！”揶揄中流露出赞扬。户部尚书梁诗正，提倡节俭，上疏称：“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兵俸饷各项经费，惟余二百余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清史稿？梁诗正传》，卷303。乾隆赋诗称赞梁诗正曰：
持身恪且勤，居家俭而省。内廷行最久，交接一以屏。不似张挥霍，故率称其冷。翻以是嘉之，吾岂蔽近幸。《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59，《故大学士梁诗正》。
乾隆在注中说，“张挥霍”指刑部尚书张照，舍得花银两结交太监，梁诗正与之相反，故宫中太监“事张而恶梁”。有一个叫郑爱桂的太监经常在乾隆面前称颂张照，贬斥梁诗正“太冷”，乾隆烛其真伪，惩治郑爱桂罪，“并通谕宦寺知所炯戒”，由此亦可看出乾隆的精明知人。
在乾隆所信用的能臣中，还有不少清廉之官。协办大学士孙嘉淦乾隆初上《三习一弊疏》声闻朝野，他提出居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清史稿？孙嘉淦传》，卷303。，用以自戒。江苏武进人刘纶，官至一品大学士，家徒四壁，除上朝时有一身官服外，在家经常穿的是破烂衣服。一日，军机章京王昶半夜有急事赴刘纶家，他家中非常寒冷，刘纶令家人拿酒让王昶喝以御寒，“仅得白枣数十枚侑酒，其清俭类此”《清史稿？刘纶传》，卷302。。江西奉新人甘汝来，官至吏部尚书，吏部管官员升迁，官场上是个招财进宝的美缺，他清廉自励一文不取，于办公时病逝官署中。时大学士讷亲兼管吏部，故亲自送其遗体归家。“讷先入，见老妪缝纫于庭，讷误以为奴婢，因呼曰：‘传语夫人，相公暴薨于署矣。’妇愕然曰：‘汝为谁？’讷备告其故，老妇汪然大泣，始知即夫人也。讷因问有余赀否，夫人曰：‘有。’启囊出银八金（两），曰：‘此志书馆月课俸也。俸本十六金，相公俭，计日以用，故所余半月费也。’讷因感泣，代以衣衾殓之，归奏于上。”昭梿：《啸亭杂录》，卷10，《甘庄恪》。乾隆得知，特批给一千两银子，令由内务府办理丧事。张廷玉死后，汉人大学士刘统勋深受乾隆信任，屡次受命审理重要案件，勘查河工，督运军饷，都圆满完成任务。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的一个早上，天未亮刘统勋就动身上朝，行至东华门外，轿夫感觉情况异常，待打开轿幔时，发现刘统勋已坐逝于轿内。乾隆亲临刘统勋家吊唁，方知刘家极其俭朴。乾隆回到皇宫，流着泪对大臣说：“朕失一股肱！”又说：“如刘统勋乃不愧为真宰相。”
乾隆要求地方督抚大臣实心任事，反对虚文。乾隆十八年（1753年），山东、直隶等省出现严重蝗灾。御史曹秀先请颁发御制祭文，“遇有蝗蝻郡县，即行誊黄告祭”，被乾隆斥为“甚为迂谬”。历史上曾有唐韩愈祭鳄鱼之事，乾隆说，并没听说韩愈写此祭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