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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二甲成进士。
清中叶林则徐：嘉庆三年（即一七九八年）十四岁进学成秀才，嘉庆九年，二十岁，中二十九名举人，嘉庆十年、十四年两次会试落第，嘉庆十六年二十七岁，会试、殿试二甲第五名成进士。
再如清代后期的近代人：张之洞二十六岁一甲二名进士及第。著名的洪状元洪钧，同治七年二十九岁时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再晚一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光绪十五年二十二岁时中举人，光绪十八年二十五岁时成进士。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在八股文科举考试中比较顺利的，所谓少年科第。清代二十岁以前会试中进士者，也很多。商衍鎏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记载了许多人，大多十八九岁就中了进士，点了翰林。这些同现在名牌大学的少年班一样，大都是早慧的。而一般每三年一届的会试、殿试，取中均在三百人左右，用现在的话说，也还是两头小、中间大，即特别年青、特别年老的在少数，大多是二十五到卅五之间的年龄。这是正常的科举年龄，但是也有八股科举考试不十分顺利的。如清代后期著名的《越缦堂日记》作者李慈铭，道光三十年二十一岁时入学成秀才，考了十一次举人，都未考中，直到第十二次经过二十年，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又经过五次会试，至光绪六年，即又过了十年才成进士，前后经过三十年，成进士时已经六十一足岁了。他有一枚藏书章，上刻朱文：
“道光庚戌秀才，咸丰庚申明经，同治庚午举人，光绪庚辰进士。”
这自然是他晚年的图章，从中也可见他在八股文科名考试途径上的坎坷与执著，以及重视科名的欣慰。他为了凑四个“庚”字，把他咸丰末到北京入资为郎，捐户部郎中衔的年分说成“明经”，其实明经是汉、唐的科甲名称，清代是无这一官方名称的。只能说“老秀才”为明经，他十年秀才仍未中举，因而自称明经了。
近人南通张謇十六岁进学为秀才，到光绪十一年中举人，已三十三岁，光绪二十年中状元，已四十二岁。由秀才到举人，用了十七年；由举人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用了九年。前后也二十六年。这中间也是经过十次以上乡、会试落第的经历，最后才得中状元的。比起那些连中的（即春天进学作了秀才，当年秋天乡试考中举人，第二年春天到北京会试、殿试中进士点翰林），或经过一两次乡、会试落第接着便考中的人就艰难多了。
不过像李慈铭、张謇这一类的人，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总算还中了进士、状元。而有的人则更不走运，进了学，成了秀才，却考不中举人，甚至考几十次也考不上。最著名的人物如写《聊斋志异》的蒲松龄，据《淄川县志》记载：“弱冠应童子试，即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按即施闰章，顺治己丑进士，曾提督山东学政。康熙己未，又举博学宏词，是清初大家。），文名藉甚。”说来年青时八股文写的一定很好的了。可是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考了一辈子举人，也未考中。直到七十岁时才援例补了贡生。另一位著名诗人黄仲则，《两当轩诗集》的作者，乾隆三十年十七岁时进学成为秀才，常州府是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在三千人当中，以第一名进学。可是以后在江宁乡试三次，在顺天乡试三次，直到卅二岁时，尚未考中举人，卅五岁时就短命死了。他的好朋友洪亮吉十五岁时学写八股文全篇，十六岁开始考秀才，考了四次才进学；二十五岁开始考举人，也考了四次，到卅五岁时才中举。卅九岁才首次参加会试考进士，也考了四次，到四十五岁，才会试一甲二名榜眼及第，也是十分艰苦的。
书读的不好，八股文真正写不通的，考不中，自然无话可说。问题是有些人不但学问好，而且八股文写的也好，甚至是八股名家，却也在科举考试途中，坎坷终生，有的老来勉强一第，有的到老还是一个诸生（即秀才，写履历出身均写诸生），甚至是个白丁，一点功名也没有。这种人自然是极少数，但也使社会上同情，所谓“将其一生有限之精神，尽耗于八股五言之内”，到老仍不能搏得一第，这样便将其原因都归罪到八股上去了。简单地说：八股文科举考试，就是以八股文得人，又以八股文失人，这自然也是实际情况。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如用现在的高考来作比较，那科举考试的命中率比现在高考要困难的多。也不妨简单介绍之。先说考秀才。清代全国各府县都有秀才名额，而且这名额是法定固定的。如陕西延安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浙江绍兴府每届应入学几名秀才等等，都有定额。但是各地文化程度不一，各地水准不一、读书人多少不一样，因考试难易大不相同，如在江浙各府，考秀才时应考童生少时上千人，多则数千人，如黄仲则在常州府考秀才时就有三千童生参加，这样竞争就十分剧烈，不但要八股文完篇，而且要写的好，能考中一名秀才，也很不易。相对在西北边远省份，有的府文化十分落后，读书人极少，参加考试的人，有时不足法定人数名额，这就极易成为秀才，有时文章不足完篇，甚至只作个破题就可进学了。但名义上也是秀才，可以维持住边远地区的文化结构，形成读书影响。有利于行政管理，社会安定。这种形式维持着，间或也会涌现出特殊人材，中举、中进士，反过来又影响其本乡文化，促使别人学习上进。所以清代纵使极边府县，在各个时期，总有一些读书人。会试各科，也总有边远省份的人被取中。
举人各省均有定案。一般只一百几十或零几名，因此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较差的边远省份，在考试难易上大不相同，在程度上也不大一样。像江南江宁试场（即贡院）、浙江杭州等试场，都一万多号舍，应试者都过万人。如《林则徐日记》记道光二年浙江乡试万五百五十二人。闱号万八百余间。而浙江取中名额原定只百零七人，后减至九十四人，咸丰、同治间输饷增额，又增十人，则百零四名。边远省份，参试者少，中试名额亦少。如贵州中额三十六，甘肃中额三十（陕、甘原在一起，光绪元年分闱），参试者人数与中试名额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包括江苏十之六、安徽十之四）、浙江、福建等，大约均是百分之一强的机会，即一百零几名中才能取中一人，所以纵使八股文写的很好，临场发挥正常，而大家都好，突出出来被取中，也很难。再有北京派往各省的主考官只正副二名，临时调来阅卷官大省不足十七八名，小省十来名，头场制艺一万多份卷子，每份卷子三篇八股文，一首五言八韵试帖诗，每个阅卷官在十来天中平均要看六七百份卷子，近两千篇八股文，这工作量是很大的。阅卷官水平不同，爱好不一致，责任心也不一样。也许有很好的八股文，他看不入眼，或看不懂，或看上几行，随手乱加个批，扔在大字纸篓中，根本送不到主考面前，便已名落孙山了。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常见的。所以叫“文章虽好，难入试官眼”，又说“临考一时运”，把中与不中，归之于命运了。因而考中考不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文章的好坏。这在文风发达的省份更是如此。有时好文章多，阅卷官的标准自然相对提高了。
清代乡、会试卷子，中与不中，在放榜后自己可以领回卷子，得中可以刻出来刷印分送亲友；落第的也可以研究文路，未得中的原因。梁章钜《制艺丛话》记祟祯末有艾南英是八股名家，会试却落第，领回落卷，知卷子落在当时较有名的项水心房中，第一篇八股文，只圈点了四句就丢掉了。艾很生气，把他几篇文章都刻印出来，前面加了序大量分送。序中说士子三年用功，不远数千里到北京会试，而试卷房考官只看四行，就弃置不顾，这难道是有人心的人的行为吗？刊书到处散发后，项水心声誉大受影响。不久明朝就亡了。这个故事就今天来说，也还有现实意义。在今天高考中，这种情况不知有没有？最好把卷子也能还给参试者，那怕收一些复印费，也是好的。清代墨卷由抄手改抄朱卷，防止从笔迹中认识熟人，考官作弊。
清代另一点八股文府、乡、会试特征，就是不限年龄与次数。《儒林外史》小说中的例子先不去说他。就说真实的，这种情况也很多。最有名的是广东顺德人黄章，康熙三十八年已百岁，长途跋涉数千里到北京参加顺天府北闱乡试考举人，入场时灯笼上大书“百岁观场”四字，曾孙打着为之前导。这样故事还有，如写科场考试专书，可以多介绍，在此重在讲八股文，书中不赘述了。
二是八股文科举考试，不论府、乡、会试在考试的时候，都是十分艰苦的。故事很多，具体环境、考试情况等等，在此也不细说。这里只引一篇《制艺丛话》中所录，说到八股文写作经验的《应试文自叙》，以见一斑。作者即崇祯时八股名家艾南英，宇千子，东乡人。《明史·文苑传》有传。文云：
“余以童试受知于李养白先生，其明年为万历庚子，始籍东乡县学，迄万历己未，为诸生者二十年，试于乡闱者七年，饩于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学使者凡六人，于是先后应试之文，积若干卷……乃取而寿之梓，而序所以梓之之意曰：
嗟乎！备尝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旧制，诸生于郡县有司按季课程，各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士什之一而校之，名为观风，二者既非诸生黜陟之所系，而予又以懒慢成癖，辄不与试。独督学试者，于诸生为职掌，其岁考，则诸生之黜陟系焉。非患病，及内外艰，无不与试者。其科考则三岁大比，县升其秀以达于郡，郡升其秀以达于督学、督学又升其秀以达于乡闱。不及是者，又于遗才大收以尽其长。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