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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毛主席提出了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杜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强大的经济基础。毛主席痛斥了叛徒刘少奇抛出的所谓“五种经济（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就在这个时候，杨献珍按照刘少奇的黑旨意，炮制出一个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明目张胆地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套谬论一出笼，立即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迎头痛击。这就是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第一次大论战。
杨献珍荒谬地宣称：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个体农民经济成分”，它们“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杨献珍这套谬论的反革命实质是十分明显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一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只能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社会主义的土层建筑只能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决不能成为同一个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84页）因此，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成分，决不可能构成一个所谓“综合性”的经济基础。“综合经济基础论”完全抹杀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抹杀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激烈斗争，显然是为保持和发展资本主义效劳的。
“综合经济基础论”否认过渡时期上层建筑的阶级性，抹杀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充分暴露了它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保证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最后达到完全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一视同仁”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妄图使资本主义经济战胜社会主义经济，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把历史拉向倒退。
社会达尔文主义 一种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流派，它利用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缺点和错误来解释社会现象。主要代表有德国的朗格、魏斯曼、阿蒙等人。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长期科学实践中，发现所有的动植物为了自身的生存，都必须和周围的一切进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能够获得食物并适应周围环境的，就保存下来，反之，就被淘汰。他认为这种“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是生物发展的规律，从而创立了进化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这一重要贡献，给予很高评价，同时也指出他学说中的缺点和错误，如过分夸大“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在物种进化中的作用，而没有看到物种进化的内因。
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社会学家，利用和扩大达尔文进化论的上述弱点，胡说“生存斗争”也是社会的固有规律，人类也是“强者”、“适者”生存，“弱者”灭亡，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级的存在，只是个人天赋不平等的结果；甚至公开宣称资本家是“适应能力最高者”，是“超人”，而劳动人民是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是“劣等人”。这显然是“弱肉强食”、“剥削有理”的强盗逻辑，赤裸裸地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谬论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以后与反动的马尔萨斯主义结合起来，被帝国主义分子大肆宣传，并成了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侵略行动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早就有力地批判了这一谬论。马克思讽刺这种不去分析社会中具体的阶级斗争，而把全部历史仅仅归纳为“生存斗争”这么一句空话的做法，是“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672页）恩格斯也说：“只要把迄今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的肤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164页）
我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严复，通过翻译和评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传播过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中国如不改革，势必被“优胜劣败之公例”所淘汰而“亡国灭种”，想以此来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他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他所依据的理论却是极端错误的。这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和理论上的贫乏性。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
社会有机论 一种把人类社会比作动物有机体，运用生物规律来说明社会现象的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说。主要代表是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
斯宾塞认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有机体，它和动物机体一样成长和发展着。社会中的人像细胞一样，在有机体中起着作用，并消费他所应得的养料。他从动物机体有营养系统（消化器官）、分配系统（血液循环）和支配全身的调节系统（大脑、神经），推论出社会中也必然存在着“有机的”分工：担任“营养职能”的工人、农民，为社会生产财富；担任“分配职能”的商人和交通运输业，为社会交换商品；而工业资本家则是调节生产，起指导作用的社会的“大脑”。他宣称，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是必然的阶级“协作”与“和精”。他竭力把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说成是“天然的”、合乎生物规律的表现，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违反自然”的“瓦解”行为。
这种反动谬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十分流行。德国的反动社会学家谢夫莱（1831…1902年）还把各种社会集团也比作人体的各种器官；法国的反动社会学家沃姆斯（1869…1926年）曾著书拥护这个谬论，用它为德国殖民主义辩护。法国的福叶、英国的德雷伯、美国的温斯顿等人，也都是社会有机论的宣传者。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等谬论，可说是社会有机论的变种。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中，揭露了这一谬论的阶级本质和反动作用，他说：“那种认为被剥削者离不开剥削者正如头部和躯体的其他各部离不开胃部一样的陈旧‘理论’，……是妨害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骗人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斯大林全集》第十卷205页）
地理环境决定论 一种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决定力量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十九世纪英国的布克尔等人。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形、水源等）直接决定人类的体质、心理和道德，决定人口的分布，种族的优劣，文化的高低，经济的盛衰，国家的强弱，并由此决定各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更替。普列汉诺夫也认为社会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陷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主席说：“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矛盾论》）地理环境既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更不能决定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地理环境决定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却有根本的区别；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里，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例如，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却发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地理环境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4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的好坏，对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却起着极不相同的作用。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条件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