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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切：1997年我曾给张执浩写过一篇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我在分析他的作品时探讨过他的小说结构，我认为是一种建立在诗和现实对应上的诗性结构。
张执浩曾经写过一篇叫《盲人游戏》的小说，在常人眼中，盲人的世界是一片黑夜，但是盲人看到的世界也许是最透明的。张执浩还曾经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非常封闭的人跑到一个偏僻的旅馆独自生活，他紧闭窗帘，甚至连房间的电话铃声都让他感到恐惧。但是他却喜欢在半夜用电话和人沟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诗性场景。
正是在中国诗歌极度下滑时，出现了张执浩的诗歌与生活对应的小说。小说与诗实际上是两种文体。张执浩以前某些小说缺乏小说本身应有的叙事能力，这就造成了他的小说与读者的隔绝状态，也使他的小说不被评论界重视。后来他的小说创作有所改变。
最初接触张执浩的作品是在《武汉晚报》上读到的一篇散文——《炸弹》，我觉得很别致。他提供了另外一种审美经验，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哦，散文原来可以这样写。现在张执浩的诗歌成就很突出，先后获得了“中国年度诗歌奖”、“人民文学奖”等。我在读完张执浩的随笔集《时光练习簿》和长篇小说《试图与生活和解》之后，感觉张执浩还表达了一些理念，其中提到了死亡哲学。张执浩的《盲人游戏》与《试图与生活和解》也反映了作者对死亡的一些思考，从死亡的反面来理解的，从死亡而激起的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他的感触非常深（虽然他的小说结构非常简单）。其实他的小说本来是有叙事空间的，但却不是由叙事而是由抒情和诗性空间构成的，这可能就导致了情感本身的含量不够。
谢有顺：刚才几位对张执浩的创作作的点评非常的好，其中一些关键词的概括很能够总结张执浩的创作核心。比如魏天无的“将心比心”、林白的“会心”、“疼痛”等等。
我现在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现在的批评方式在面对具体的文本来阐释分析一个作家的时候，传统的批评话语就面临着失语的困境。有些时候，作家的创作理念、方法和特点我们不是不理解不明白，而是不知道怎样去总结和表述。所以，我觉得传统的印象式批评方法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它能够达到人的内心。张执浩是非常理解中国人的思维特点，非常理解中国人的人情世故的。他有很强的艺术吸收和包容的能力。他喜欢加缪，喜欢福克纳，但并不是直接复制国外作家的艺术经验和思考，他的体验来自中国生活的经验。比如说“痛感”，它来自于本来的生活，来自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切，而不是如西方作品那样的抽象的理论辨析和对本质、对内在悲剧的追问。现代诗歌之所以没有古诗那样流传久远，也许就是因为现代诗歌所表达的破碎感、疼痛感并非是现实生活的，并非是本土体验的。张执浩的创作无疑是一种回归，他的“心痛”，他的呼号（“母亲你去了哪里？”）让我们重新理解了悲剧，理解了生活，“疼痛”不是虚无、恐惧和荒诞，而是具体的。比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树倒猢狲散”、“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古老的情怀，这些都能引起我们的悲剧感。在广州时，我曾听到过这样的感慨：“无缘何生私事，有情所累此生”，其实这才是人们生活中天天面对的悲剧。张执浩的创作处理了这样的一些与生活有关的东西，使大家看到生活的本来与本身，他具备这样敏感的素质。
李敬泽：我是很喜欢张执浩的作品的，我觉得张执浩创作的秘密与核心就是“爱”。现在，“爱”在中国诗人中居然是如此稀缺，以至于它已经成了界定他与其他诗人不同的一种标尺，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现在给张执浩的定位都是针对当下现状来定位的，也就是说，在有爱和有温度的地方都是人烟稀少的地方。现在的文坛大多数人都在想办法，想着怎么称王称霸，怎么占山为王，怎么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样的环境下，张执浩就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譬如他写那个乡村会计：“他一直用减法应付生活，直至生活等于零。”（《乡村皮影戏》）。面对这个庞杂的世界，面对传统，我们是都要用加法的，减法常常用在面对生活经验作规约的时候。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能够入诗的？是强制性的规约才能够入诗，而其他的不能入诗吗？我个人持怀疑态度。“零”是抵达，但它不是目的。目的是在抵达以后的重新开始与重新出发。它需要规定经验的完整性，要重新感觉人的生活和心灵的完整性。所谓的“伟大标准”就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诗就是要在常识的水平上永远修复人类心灵的丰富性感受。我们不能说身体最重要，而精神不重要；也不能说形而下重要，而形而上不重要。这是强分畛域！在这个大家“占山为王”的社会，需要有一个与世界隔离的诗人，他永远有打破畛域的能力。这种强分畛域是对语言的严重误用，是一种离开和割裂经验的行为。张执浩的诗歌写作无疑是具有这种能力的，他的许多作品都表明了我上述的判断。
《天堂施工队》讲述了一个傻子的故事。现在讲傻子的故事的小说有不少，为什么？这是因为“傻瓜”角度本身在起源上就是小说的角度。中国传统里一般是没有“傻”的概念的，或者说是比较少的，有的主要是“狂”。从庄子开始，我们就有了“狂”的概念。“狂”是相对于“道”而言的。一方面“狂”体现了更大的道；另一方面，“狂”是对儒的“小道”的解构、反驳与超越。“狂”一直是一支真实的支流。“狂”本来是很受中国人珍视的，但经过千百年后多少狂变成了被充分驯化了的“狂”，以至于总是两种（“道”气与“狂”气）皆有，成为了一种被驯化了的人生态度。旧文人身上便是这种“道学气”加“狂气”，仕途得意便表现出“道学气”；仕途失意便表现出“狂气”。“狂”作为叙事在传统文学里有俳优、俳谐与佯狂，这样的方式可以提供一些不着调的看法。被别人指为“狂”，就有了更多的特殊的言说权力，很多不能说的话就可以说了。《红楼梦》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特例。讲了一个狂的故事，但同时也是一个傻子的故事。张执浩写道：“高于水平面的人在建造海市蜃楼/而低于水平面的人在默默回忆”。但高于水平面的人是很稀薄的。当然，8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文学的大量引进，这样的例子也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已经渐渐认识到这些“狂人”、“傻子”必然隐藏着真理性的一面。这样的人社会一般是把他们隔离起来，排除在外的。一方面“狂”会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人们也对这样的“狂人”心存敬畏，因为他们相信“狂人”背后隐藏真理，他们似乎有一种神秘的与上帝沟通的能力。“傻”、“狂”这样的成分使我们在人生的主流中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80年代以后大量出现这样的作品，是作家自觉的认识到这是一种推展，“傻子”让他们获得了对世界提出意见、表达感受的权力。作家们为此“低于大地”来获得另外一种角度。为何在《天堂施工队》提出一个“傻子”？《天堂施工队》只是在农村与城市、上层与底层的背景下表明了作者的道德立场，表现了一种对城市文明的怀疑。它的基本架构不太傻，可以和其他架构通用。“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风格，一种方便的技术性视角，而且更应该是一种真正对我们的世界观起颠覆作用的角度来处理生活的一种方式。张执浩在诗歌中的跨越，似乎在小说中不由自主地削弱了，他运用了与诗歌中通行的思想框架。《天堂施工队》中的傻子说傻话的时候太少，而大多数时候都是张执浩智性的声音在小说文本中出现。现在的作家都在看生活，除了强大的道德体系，重新沦入道德强制性的作品之外，大量的小说都在反映社会生活。问题不在于是否反映生活，问题在于小说家他的本身，小说是否反映关于生活的正确看法，小说家有没有能力提出看法。《天堂施工队》的语言仍然是睿智的语言，但这一点没有充分落实。张执浩的小说有一种超验性，但是，无论如何超验，最终都得落实到经验上。这样才能巩固这种超验性的说服力，才能有趣味。诗与小说在思考和技术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刘川鄂：张执浩这部小说中的傻子的价值担当得怎么样？从他的作品里现实的城乡层面和超现实的天堂层面来看，不像有的作品里那么整齐。鲁迅的《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病人，但它的细节太生动了，所以才有价值；《爸爸爸》中的丙崽也有傻话，但他揭露的都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丑陋关键词；《尘埃落定》揭示的是汉文化如何入侵藏文化的过程，具有史实价值。在张执浩的《天堂施工队》中虚拟的游戏空间里，似乎还缺乏价值建构。我感觉它很好读，但是读完了以后却发现是一堆精彩的碎片。怎样才能将这个故事串得更好？我觉得整体的把握以及叙事上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张执浩：我首先是一个诗人，虽然也写了不少小说，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诗人。我在90年代中期以后之所以涉猎小说创作，主要是因为感觉到原有的单一抒情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我日益庞杂的“胃”，我想在诗歌中引进一些看上去不那么“像诗”的元素，譬如叙事、戏谑、反讽以及戏剧化等，使自己逐渐变得丰沛起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最初写作小说具有某种“功利性”成分，也就是说，我是在“利用”小说来改造我的诗歌写作。但是，当我真正进入小说创作以后，才惊讶地发现，当代小说具有一种我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巨大的气场，它使我在一段时期里难以迅速地抽身而出。许多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喜欢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