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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保留了荫、赀为郎的制度，给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一个学习和实习的机会。虽然说这种制度对普通民众太不公平，但时势如此，若他起意彻底砸烂富贵阶层的特权，估计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诸郎仍归光禄统属，但光禄勋就此降等，已非九卿，而直属于门下省。汉代诸郎最盛时有五千余人，官吏后备队过于庞大，真正能够出人头地的比率太低，如今则限额在千人以内，以实宫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避免宦官群体不必要的膨胀——很多并不接触妃嫔的职司，乃可由郎官充任，不必非找阉人。
是勋贵为太尉，自然有多个蒙荫为郎的名额，只可惜用不大出去。是复已尚公主，是郯将来也可能会有更好的出身，至于自己几个堂侄，除是峻尚且够不上二千石外，也都各有其父可以蒙荫，不用他这个从叔父操心。是家老大是著倒也品秩低微，问题他就没成活的儿子啊。
所以是勋能够帮得上忙的，暂时就只有一个是详，然而是详志向颇大，只想跟着伯父读几年书，将来好应科举，不想再去实习那么多年。是勋手头名额绰绰有余，自可送一个给廉昭——终究算是表外甥，也是自家子弟。
至于桓范，从此就留在是府为宾了。汉代贵府的宾客，既有机会掌握权势，也有机会被直接举荐为官，但当官僚制度相对完备，且科举制度开创以后，这两条道路就基本上断绝了，只是对于士人求官而言，仍然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因为这终究是一个资历啊，虽然无法因此而直接获得做官的资格，但通过别的途径得以入仕后，此资历对于谋得好职或快速升迁，肯定还是能够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
故此是勋以太尉之尊，府中宾客仍可车载斗量，只是有些才能的大多放出去了，剩下的或者无意为官，或者不堪大用。如今是勋已经可以大致确定，廉昭带来这个桓范正是历史上的“智囊”，那必须要将其牢牢绑在自己身边，起码先培养、运用，同时也掌控个三五年。桓范得闻是勋密事，不敢遽退，也“心甘情愿”入幕为宾。
他虽然也算世家出身，终究前几代都是做的汉官，于魏朝无尺寸之功，本人除非科举，别无入仕之途，所以才坎坷蹉跎到三十来岁。科举制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次考试，可能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一定考得中。若能先入太尉府做几年宾客，将来应试就有可能加分——别的不说，能得太尉青睐者，郡中谁敢给他下等品评？即便因此而耽误了一两场考试，一旦入仕，升迁途径却会变得更加平坦而宽阔。
所以说他“心甘情愿”，并非虚语。是勋为什么会对一个初识之人透露隐事呢？很明显就有招揽之意嘛，自己正好顺杆儿爬。而倘若桓范的脑筋一时间没能转过来，未曾及时剖白忠心呢？那估计就只有死路一条啦。
这招揽本身，也是一场测试。
桓元则在是府的主要工作，是帮助是勋整理文书，因此时常得以应召进入书斋——前两个有此资格的，是已故的关士起和失踪的逄元图。当然啦，是勋并没有向桓范透露相关自家情报网的情况，情报网仍然由是复掌控，只是会通过是勋之口向桓元则通报一二，以期协助分析，筹划对策。在桓范看起来，太尉实在耳聪目明——想是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缘故吧。
首先必须详细分析的，就是这回在西市上绞杀弃市的那三十二名官吏，加上提前自缢的马齐马伯庸，这场风波总计害了三十三条性命。经过是复对这些人出身、履历的甄别、调查，其实二十九人（包括马齐），都是通过太子曹丕，才得以混进这次军粮物资运送的工作流程中去的。
而这二十九人的晋身之阶，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未完待续。）
第四章、人言可畏
二十九名通过太子曹丕的举荐，得以在河南为官，插手军粮物资运输工作，并最终因此而丢了姓名的小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其一，乃自诸郎中选拔，基本上都是吏部尚书陈群向曹丕推荐的。此等皆为世家子弟，陈群久闻其名，又受彼等家族托付，于是荐于曹丕，曹丕再行文光禄勋，使这些人赴吏部待选——当然啦，本来就是陈群的主意，自然一选即过。
其二，本身就是曹丕的党羽，或为昔日王府内宾客、王府外友朋，或为今日太子属吏之亲眷，也是递个条子过去，陈群通过，就赴河南各县上任了。
第三个类型相对特殊，无论曹丕还是陈群都不够了解，完全是别人托关系托到了太子身边人，曹丕再通过陈群任用——比方说那位马齐马伯庸。此群体人数最少，目前就发现三位，分别通过太子侧妃柴氏、正妃甄氏之兄甄尧和曹丕庶弟曹徽的关系，跟曹丕打了招呼。罪魁祸首的马齐，就是走了柴氏娘家人的门路，献上金珠，才得以选官畿内。
科举制度只是打开了入仕的大门，正经官员的升迁黜陟，则与科举无关；相对完善的官僚体系倒是通过吏部，把任免之权抓到了自己手中。但这并不是说举荐就完全无效了，高官贵戚插手官吏任免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但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谁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曹丕向陈群举荐官员。还真不能说他犯了什么过错。
荐人不当。才是他最大的罪过。而用人不当。就要归咎于陈长文了。
凡公卿皆可向吏部递条子，说某人某人不错，请你们多关照一下，给他一个好位置。限定仅仅在于：一，此人必须已有相应的任官资格，不可超级提拔；二，品秩不可过高。比方说，若将来桓范自科举入仕。得授四百、六百石的小吏，是勋就可以向陈群打招呼了，此为我门下客，素有才学，当给予朝中或者畿内的好职。
而倘若所荐之人品秩太高，吏部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便可直接打了回票。其实就连皇帝，若欲用之人资历不足，又想吏部超擢——哪怕只拔一级——超过了八百石墨绶长吏，吏部都是可以加以驳回的。当然啦。仅仅制度如此，但制度终究是由人来执行的。尤其还存在着一个理论上拥有无限权柄的皇帝，即以曹操的威势，再加陈群的谨慎，想做得更过份，那都有可能通过。
只是其后就可能是御史上奏、公卿谏阻，同时纷纷弹劾通过这一任命的吏部诸官……
而曹丕就正好踩在了这条红线的后面，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所推荐的最高也不过六百石县丞，而且资历足够，只是要在具体任官位置上请陈群加以照顾而已——同样的六百石，在中央为官和在地方为官，在畿内为官和在偏远郡县为官，含金量都要天差地远。
曹丕是想要借此培植自己的党羽，陈群本是曹丕一党，对此心知肚明，只要别太过份，也自然开放绿灯。只是原意是想他们通过难得的军输工作博取功劳，谁想投资越大，风险也越大，最终大多栽在了这件事上……
尤其马齐乃因贿而得官，问题就更加严重，所以曹操直接命令曹丕休弃柴氏，将之逐出宫去。甄尧和曹徽的罪过就没有那么大，所举荐的都是亲朋，貌似查不出什么利益往来，而且那俩虽然同样丢了性命，终究不是主犯。据说甄尧被其妹甄氏领着，直接跑曹操面前去磕头请罪，并且表示愿意削去自己的爵位，曹操也便不为己甚，训斥甄尧一顿，降等了事——由亭伯而降亭子。
至于曹徽，年纪还小，就当他不懂事，曹操下令他跟兄长曹丕一般禁足，一年内不得外出，且削曹徽并其母宋夫人俸禄之半。
本来对于这些荐人的处罚就已经够严厉了，而对于出问题的人本身，更是毫不容情，正如廉昭所说，是“枉法非刑”。即便主犯马伯庸，偷盗军粮之罪合当受戮，也未必到得了弃市的程度，不必显戮，隐杀可也。所谓的“庾死”，若在诏狱之中，其实大多是秘密绞杀——那可是天子过问之案唉，谁敢让囚犯莫名其妙地就挂掉？
马伯庸论罪尚且如此，那么从犯们更没有弃市的理由了，真要按照刑律判罚，就算再重也不过远流而已。可是曹操就是这么不讲理，指使有司取了这些人性命，并且还陈尸西市，以向全天下人展示朝廷的威严。
对于这一点，桓范判断的一点儿都没有错，曹操是因为西征未竟全功，所以诿过于这些低级官吏。而且另一方面，本来打算秋季兴师，一举而灭掉刘备的，即便刘备抢先发兵关中，进而安然撤退，曹操也想赌一把，兵临汉中，去杀对方一个防备不及。结果就因为粮草出了问题，被迫退返洛阳，曹操是越想越光火，而且越想，就越觉得若没有这一出，自己很有可能就已经把蜀中给拿下来啦。
所以他才对这些涉案官员零容忍，对于举荐这些官员的贵戚同样不留情面。汉代已有举主连坐之罪了，但因应具体情况，论罪与否，差别还是相当之大的。比方说我当郡守的时候，举荐了一名属吏，然后事隔二十年，我已经是朝廷三公啦，昔日所举属吏牧守郡县，然后犯罪了……难道这也要我连坐不成吗？那谁还敢举荐官员了？再如《三国志》上记载：“太祖以（荀）彧为知人，诸所进达皆称职，唯严象为扬州，韦康为凉州，后败亡。”曹操也并没有因此而责怪荀文若。
尤其魏朝不再实行完全的察举制度了，即便举人，也必须先经过吏部遴选，具体分配也得看吏部安排，所以大可把责任推卸到吏部身上：不是我所举非人啊，是你们用非得所，那怪得谁来？曹丕给陈群批条子，其实真正能够牵累到他的，就只有一个马伯庸，一则此人主动犯下重罪，也非疏忽，也非渎职，二则他跟曹丕无旧，乃贿赂得官。只是马伯庸罪过再大，也不过六百石小吏而已，因小吏之罪而责太子，这就相当不近人情啦。
根据桓范的分析，正是因为马伯庸犯罪使得曹操西征未竟全功，所以老头子气得半死，而偏偏那家伙又在事发后上吊自杀了，无可显戮，故此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