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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在语言上没有过人天赋、而又已经习惯一种体系复杂的母语的人，再接受其它语言都会有障碍，而张迈虽然会说一些胡语，但他的胡语都是说不准的，唯有汉语——尽管带着口音——说的最流畅！
若要细辨张迈的宗族谱系，范质没有把握，但要论张迈是不是汉人，范质却有绝对的自信。范质的反问其实把问题带得有些偏了，但桑维翰他也不知道张迈祖上族系不明，他的本意就是质疑张迈不是汉人，因此这时也是轻轻一笑道：“我华夏为四海正宗，万邦仰慕，契丹天皇帝能改姓刘，天策龙骧元帅自然也能改姓为张。说来这也是好事嘛。所谓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未来天策只要能尊崇先圣教化，一定也能成为吾中国之一份子。”
这话说的好像非常宽容，愿意接纳天策与张迈，但愿意接纳，言下之意就意味着天策与张迈本质上还是“外人”！
范质闻言厉声喝道：“桑维翰，你敢为你这话负责吗！”
古人称呼人，不能随便叫名，平辈之间称字，小辈对晚辈称号，有官职者称官职，长辈对小辈才直呼其名。桑维翰字国侨，位在枢密，范质这时不以官称，不以字称，直接叫名，已经极不客气了！
更何况他的神色更是极尽凌厉：“吾主龙骧张元帅，乃是汉家之苗裔，华夏之血脉，你敢辱及吾主先人，是有准备两国开战么！”
这话说出来时，双眉直竖，怒发冲冠。范质要是跟着桑维翰绕，去分辨张迈是不是汉人，最后无论输赢都不风光，这时却直接以势压人，这才是上国使者的气派！而且落在在场文人眼中，也反见坦荡！
是啊。只要张迈真的是汉人，那自己父母先祖的血脉传承，岂容他人随便质疑！范质身为人臣，主辱臣死，这时不怒那才叫心虚！
桑维翰被范质气势一逼，心中反而怯了，他毕竟是个奴骨之人，不是苏武，不是文天祥。否则也不会在契丹面前那样卑躬屈漆，在儒生群里面对范质可以侃侃而谈，但一想到张迈心里就怕了，那毕竟是连契丹都敢打、连漠北都拿下了的男人，自己去质疑他的祖先血脉，依照中国人对宗祠的重视，那可是不共戴天之仇！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范质很难去证明“张迈是汉人”；但同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桑维翰就对张迈的先人说三道四一样会闯祸！
真要把张迈惹火了，以讨罪雪耻之名大举兴兵来个破国之战。到时候石敬瑭真能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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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维翰终究不敢硬接范质的话，迂而答道：“非是我硬要质疑张龙骧祖上之血脉，而是你天策国本，与我中国大不相同也！这就不能不让人起疑！”
他不敢再直接去质疑张迈的血脉，语气上也少了刚才那股咄咄逼人的嚣张，却转而质问起天策大唐的国本来：“方才冯国老亦引《汉书》云：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逐草随畜，射猎为生。此论范学士以为然否？”
不得不说，成书于两千年的汉书，对民族应该如何区分已有高屋建瓴的把握，这短短的一段话，便是从习性、服饰、民俗、语言与生产方式予以概括，虽然不是民族区别的全部，但以此作为依据，的确很容易分别出两个民族的异同，就是范质，也不能轻易推翻此论。
桑维翰继续道：“正如方才所言，服章可以改易，言语可以学习，但习性、生产，却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吾中国之为中国也，以农为本是也！反观汝天策，重商好利，以农为末。契丹之宰相，如韩知古也，韩延徽也，犹是儒家学士，汝天策之宰相，却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商人之子！所行之政，重商贾，轻农事，最为荒诞处，竟放国债！这是将国家社稷，当作一个商户店铺来经营了——此正所谓贪而好利者也！吾中国百姓，以五谷为食粮，如天策也，百姓肉食者半，衣畜毛、食畜乳，虽不若游牧民族之茹毛饮血，但说起来，也就是由蛮夷方入中国，半农半牧之族罢了！”
如果放到秦西，范质对“放国债”之类离经叛道等政务其实也持保留态度，但这时身在国外屁股自然不能坐歪了，淡淡一笑，说道：“吾唐何尝轻农！请问桑枢使，中原田亩，一亩小麦所产几何？”
桑维翰为之一愕，他们这些儒学大臣，论的是四书五经，想的是国家大事，“农为国本”是人人都挂在嘴上的，但有几个人去关注小麦农田，一亩产量多少的？
幸亏桑维翰也是一个能办实事的重臣，当即答道：“田分上、中、下三等，天下九州，土壤各别，气候殊异，农夫力田与否更是判若天渊，如何能轻辨田亩亩产几何？”
范质道：“那以洛阳城郊之中田计算，一亩几何？”
桑维翰道：“京畿良田，亩产约为二石，至于中田，约为一石有余。”
范质赞道：“果然不愧是石晋之良臣也，虽然风骨甚差，政务却是熟悉！”
桑维翰听了这话，似在赞自己，又似在贬自己，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不过儒门中迂腐者大多五谷不分，能像自己一样知道农田亩产多少的，在场文人只怕也没几个，不由得微微得意。
却又听范质道：“今洛阳之良田，若农时不误，折合成我天策唐制，一亩小麦地，上田一般是三百九十斤上下，中田一般是二百八十斤！”
古代的度量衡，历代都有变化，每逢皇朝建立，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一个最重大的标志，天策政权下的度量衡早已建立，而且随之丝绸之路而影响四方。现在就是洛阳的商家，有许多也都是用起了“唐尺”、“唐斤”——这一方面因为唐尺、唐斤、唐斗的应用范围更广，石晋、孟蜀、契丹以及远西的天方、南亚的印度都各有各自的斤斗尺寸，若各用各的不免混乱，而使用居中贸易的天策度量则没有问题；而另一方面也是天策的度量衡制式更加标准化，东则秦州、敕勒川。西至河中、印度，每一座城镇都有至少一套作为标准的度量衡器，包括尺寸、斗升、斤两。所以往来商人进行贸易时，用天策的唐尺唐斤，比用中原的更加方便。
天策政权的软实力影响，其实比其军事实力走得更远！
范质继续道：“中唐之时，按李翱笔迹所记载，近畿中田亩产约折合三百二十斤，比之汉时。亩产提高了约四分之一弱，而在汝石晋治下，近畿中田之亩产，又回落到汉朝时的水平。”
在场文士，听到这话相顾骇然，范质能够从史籍之中寻找出汉朝、唐朝的中等田地的亩产并不奇怪，在场文士个个都是学者，只要愿意下功夫谁都有这个能耐。
但作为一个“外国使臣”。竟然比他们还更清楚洛阳近郊的具体亩产，这就叫人骇然了！就是桑维翰这等能臣。对于田亩的亩产也没法精确到这个地步！
冯道、赵莹等人也无不心头一凛，几个大儒对望一眼，均寻思：“张龙骧果然志在天下！”
天策政权的文臣构成，正如桑维翰所指出的，的确是儒家氛围不足，以凉州中枢的大臣与洛阳相比。文化底蕴要差得多，但在张迈的领导下，务实层面却是超过不知多少倍！尤其是在数字量化的管理模式上，更是远远走在石晋政权的前面，所以范质西行以后。读诗文的时间少了，务实的政务却接触得多了，这时一对阵，谈到实务层面，就是桑维翰也落了下风。
范、桑之间的文斗，也不仅仅是两人文化修为智慧高低的比拼，更是彼此政权软实力的一个体现，若是范质没有西行，没有融入到天策政权之中，没有浸淫天策大唐的政治文化并改变自己的知识构成，今天范、桑的对决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范质又道：“然则我甘陇之田亩，诸位可知是多少？前唐时，凉州近郊中田，亩产约三百斤左右，河西胡化之后，农事荒废，亩产大幅度回落，至我唐军规复故土，大兴农业，开水利、用肥料、养田力、选良种，百工精思，大造农具，用老农集思广益，而后广派农事巧匠，深入乡村，授力田技术，故凉州之中田也，如今亩产已不下四百二十斤！兰州之中田，产量亦有四百斤以上。同样是这片土地，同样是汉家农人，吾唐治下，亩产不但比起前唐有所进益，比之汝晋更是普遍高出三四成以上，汝之农业较之前唐削减，吾之农业，较之前唐更进，亏得你桑枢使还有脸在这里说我天策轻农！”
这番话说出来，桑维翰不禁为之语塞！虽然范质所说的数字他们还没核实过，但这是只要调查一番就做不了假的，谁敢在这种场合信口胡言？
范质又道：“至于以肉食者来指责吾唐者，则更是好笑！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此即先贤所期待的仁者之世——则吾儒吾汉，非不食肉也，乃无能为也！今吾唐治下，肉食参半，棉花为衣，羊毛为裘，非独富贵者，中产以上皆可衣之，则孟子若临河西，必大赞吾唐之隆盛，臻于仁政矣！”
桑维翰，一时缓不过气来。他倒不是辩才输给了范质，而是范质用来压制他的，全都是天策实打实的政绩！在事实面前，有时候言语与文才都会显得无力。如果双方口才悬殊也就罢了，偏偏彼此才力相当，有政绩为底气的范质就占了上风！
李崧哼了一声，道：“天下财货，本有定数，如天策偏居一隅，怎么可能就能超迈汉唐、臻于孟子所言之隆盛治世！这番言语，要么就是阁下虚夸，要么就是其中有诈！”
范质笑道：“是否欺诈，待我为阁下细细论之。我河西凉兰甘肃沙瓜六州，不计军户。共有户口约八万八千多户，口五十一万。六州之畜，以官府所能掌控计，牛六十万头，羊二百四十万只，猪存圈者九十八万。如此，则人均而有牛一头有余，有羊近五头，有猪近两头。鸡鸭之属，每户存于圈者至少十只。如此则半农半畜之家，何愁不能吃肉？至于棉衣之产，年四万件，羊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