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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彩翘亮恕０ǹ煽诳衫郑飧隹煽诳衫直扔⑽闹械腃ocacola还要丰富，还富有创造，这里头又有可口的意思，又有可乐的意思。汉字，具有极大的暗示性。
孟华：汉字喜欢参与汉语意义世界的构成。这是拼音文字文化中所没有的现象。在记录语言单位的时候，汉字总喜欢自己出场，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语言。汉字这种对语言的积极参与意识确实是一种字本位性。它同时还表现为一种写作方式或文化态度：是按照汉字的逻辑去书写汉语呢还是遵照说话的立场去写作？比如文言写作和白话写作就是“字本位”和“音本位”态度的分野。
王蒙：所以我说过，一个舶来的思想命题，一旦译成汉语，就开始了它的中文化——中国化过程，一切外来名词不达意到了咱们这里，最后都会具有程度不同的中国特色。
孟华：顺便问一下，您的创作历程中是否也曾受到过“写音主义”的影响？是否存在一个创作上的“写意主义转向”或“字本位转向”？
王蒙：当然是，因为解放以后非常提倡写口语，讲大众文化。有一阵包括老舍在内都提倡把作文叫做写话，但实际上写话和作文这两个概念并不完全一样。我觉得中国古人作文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好的自我感觉，这个汉字比较难认，写出来之后非常漂亮，所以他要研墨，他要明窗净几，焚香沐浴才能写作……墨研好之后要把毛笔宣纸都弄好了，写起来既要合辙押韵，又要对仗，又要有起承转合，他进入一种得气的状态，他的思维方式和我们平常说话是不一样的，他是高雅，所以汉语在文言文里表现得是相当的优雅，完全是一种自得，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记不太清了，老子说“高下相成，前后相随……”如果不是字本位，哪有这么说话的？这种精炼、这种美妙、这种合辙押韵！《孝经》没有人认为是好的散文，但是我小时候背过《孝经》，我到现在都觉得它美，一上来就是“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它的合辙押韵非常整齐，非常简洁，它把人的天性中很普通的事情，就是孝敬父母，提高到治国平天下、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全都给概括了。这个如果换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这种效果，你把《老子》翻译成英语的话效果就全没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它一定没有效果呢？我们可以做一尝试，把《老子》翻译成白话文，这还不是外文，这你就必须歪曲，不歪曲它就不像口语，就不明白，而且你要知道中国的汉字，文言文，不但没有口语性，而且还没有标点，连句读都可以自个儿理解，它的乐趣就在这个地方。
孟华：文言文真是漂浮在口语之上的一种独立的精神符号世界。它是表意汉字的超语音、超方言性的产物。它代表了一种精英文化或雅文化。字本位、音本位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形态。郭沫若的《女神》中“翱翔！翱翔！欢唱！欢唱！”一类的诗句完全不同于李商隐的诗。五四的新诗强调我手写我口，直抒胸臆，而中国古典诗歌更注重言此意彼的含蓄性。一个是写音精神，一个是写意精神。五四以来可能就是写音最后占了上风，反字本位。
王蒙：但是，中国古典传统里面也有写音的现象，比如白居易的写琵琶的诗。文字说到底要表达一种语言，而语言本身是以声音为形式来表达一个含义，所以我认为文字就把声音和含义变成了一种视觉的可以看到的东西。所有的文字都有形、音、义。英文字母单独拿出来它有形有音但是没义。所以我觉得说音本位，所有语言里边都有，汉语也不完全摆脱这个。当然也有区别，相对而言，汉字是字本位的。
这种字本位还表现在对方言的统摄，对中华民族的统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对于中国的大一统有人认为是水利造成的，对此，我毫无异议，我是没有权力插言的。但是汉字在这里边太凸显了，它超越了方言，虽然有时候也排斥过方言，但是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其实汉字也挽救了方言，这种文字并不以读音的统一为前提，不须搞强势方言统一弱势方言。中国这么多年统一的汉字，但是各地方言并没有消灭掉，山东和北京挨得非常近，都属于北方方言，但是山东话和北京话就很不一样，青岛话和烟台话都不一样，济南话就更不一样了。
孟华：当然，除了字本位以外，汉字文化中还有音本位或言本位的倾向，即适应汉语变化大一面。您如何评价五四以来汉语的欧化倾向？
王蒙：五四文学革命以后，白话文里头已经受了大量的西方语言的影响。比如说“从而”、“因为”、“所以”，古文里并不是经常用得到，“从而赢得了并且正在赢得着胜利”，什么“战无不胜的”，“的”中包含的从属关系，这些我们都是有变化的。古文说“人妻”，现在来讲是人的妻，人之妻，“人夫”也是这样，“人尽可夫”，这是骂人的话，它并不需要说人尽可以做她的丈夫，可是现在的白话文一个是它要和口语接近，一个是咱们现在没有人去认真研究，但是我认为它绝对是受了英文的影响，有欧化的倾向，而且欧化的倾向不一定都是坏事。余光中先生非常的棒，他研究了很多，他说现在的白话文很多说法都受欧化的影响。但是你改不回去，因为它已经受了影响了，这样说是客观的。比如说“我比你更好一些”，纯粹是欧化的一种说法，文言里绝对不会有这种说法。还有一种汉语在白话里是说“我被打了一顿”，中国的古文根本就不分被动式和主动式，你看完以后你自个儿理解就是了。“肉吃了没有”，绝对没有人说“肉被吃了没有”，哪能这么说，你总不能理解成是“猪肉把我吃了没有”，这绝对没有，虽然它从语法上能够这样理解，但是从情理上不够通，它是一种情景语言。所以有时候相反的话到了中文里头是一个意思，比如说“我好高兴”，这表示高兴，“我好不高兴”，这很奇怪，其实好不高兴就是高兴的意思。河南管馒头叫“馍馍”，他这馍里头夹点肥猪肉片，河南管这种食品叫“肉夹馍”，它不叫“馍夹肉”，这个很有意思，它也不叫肉被馍夹，为什么呢？他说我喜欢这么说，起强调的这么个作用，中国老百姓吃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孟华：“肉夹馍”很有意思，这个例子切中了汉语的“意合”精神。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叫“以神摄形”，就是词素的排序不讲究语法逻辑上的规则，而更喜欢根据人的主观感受和经验来营造结构。所以只能用意会而不是逻辑分析的方式去理解汉语。
王蒙：口语中的词太字本位了，就会发生失误。鲁迅犯过一个小错误，他大骂林语堂说什么褒（bāo）贬（biɑn）的一钱不值，其实北京人到现在还说褒贬，褒贬是一个偏正词组，它的意思是贬而不是褒，就像说是“你不知道我干这件事情的甘苦”，意思绝对不是你不知道我甘，它的意思是苦，它是偏义的，所以是甘苦，“你哪里知道当领导的甘苦”，“你哪里知道写作的甘苦”，“你哪里知道教书的甘苦”，都指的是苦。所以林语堂说把什么事都贬得一钱不值，他写为“褒贬”，鲁迅就说这是自相矛盾。《红楼梦》里头到处都写褒贬，连王朝闻写《论凤姐》的时候都说为什么写“褒贬”我不明白，因为王老是南方人，脱离北方生活了。北京人现在仍有一句很流行的俗话是“褒贬的是买主”，到了商店里买货，挑毛病的才是真要买你东西的，他如果只是来看看，售货员给他解释一下他就说这个很好那个也很好，然后回头就走了，人家不买你东西。可是鲁迅他是南方人，他没听过这个话，他就大骂林语堂不认得这个褒字，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很有意思，这种词多得很。
孟华：又是一个敏锐的发现。您说的是词汇学里的“偏义复词”现象，比如说“国家”，它的义落在“国”上。词汇学家们的解释就此而止步了。但汉字不甘寂寞，它总是干预人们的理解，将“褒贬”误读为并列结构，深究起来是汉字的陷阱，不是鲁迅的错。视觉上的汉字将“褒贬”展示为并列结构，口说的“褒贬”则是偏义复词，视觉符号经常误导口说符号。这是汉字将自己的力量强加给了汉语口语。
王蒙：再比如说“兄弟”，在北方的口语中它落在“弟”上，“这是我兄弟”是指弟弟。所以回过头来我就说咱们的汉语，现代汉语，正在悄悄地进行一些变化，它正在吸收我们原来语法不够精确，主动被动不分，等等这方面的不足之处，它正在吸收外语的这些优点来改变自己，所以余光中先生他指出来一大堆这很对，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全都改回去。比如说“的”字，不用说“我的书”一定要写成“我书”，就说“我的书”，很清晰，很好听。必要的时候加一个“被”字也完全可以，说“我的意见实际被歪曲”，这个时候必须要强调“被”字，“肉吃了”倒可以不说“被”字，因为它不会产生疑义，如果说意见歪曲了，是你歪曲人家了还是人家歪曲你了？它还有这么一面。
但是有一点是不对的，就是反过来把文言文完全否定。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是语言文字上的民主，是进步，我赞成。但是大众化使我们的语言也付出了代价，因为原来我们那种神气的、优雅的、精英化的语言，精神贵族的语言被排斥了。大众化的结果鲁迅讲过，我找不到原文了，说是它会粗野、退化，会粗俗化、粗鄙化。写文章的人现在也是这样，贴近口语的东西很多，网络上很多语言都是口语化的。但是你也无法反过来消灭这些粗野化的话，粗野化的话也更没有资格消灭咱们的骈体文，因为骈体文就是好看，形式看起来还是可以，念起来也好听，“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