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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咱们的骈体文，因为骈体文就是好看，形式看起来还是可以，念起来也好听，“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用白话文说，天地之间不过一个旅馆，人生也就是顶多过去一百年就完了，它变成了《红灯记》里鸠山的汉语水平了：人生，转眼就是百年啊！所以相反的我们也应该继承字本位的那种神性、灵性和良好的自我感觉。
二、汉字与方言
孟华：拉丁字母对方言有抑制作用。字母是一种表音文字，方言要跟着文字的读音走，拼音文字的读音规则有规范读音的功能，因此对方言有抑制作用。但是非表音的汉字就不同，一个字可用不同方音随便读。
王蒙：你这个讲得对，原来我们搞汉语拼音化的第一步就是推广普通话，因为你要是不推广普通话，你就没法发那个音，当然汉字确实可以完全按各人的来讲。我听过湖南人吟诵四书五经和古文，我觉得很好听，我也听过广东的人朗诵唐诗，有人觉得可笑，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可笑，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味道。有个非常不雅的例子，有一次有位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看《红楼梦》里头薛蟠的那些荤的词，如果按现在的普通话来念是不押韵的，说“女儿乐，一根鸡巴往里戳”，这个“乐”和“戳”按照我们来说一个是韵母e，另一个是韵母uo，是不押韵的，但他说这个四川人念起来就特对韵特上口。普通话里念去声，没有了入声，所以我现在写旧诗，还算知道点有些旧诗的规矩，但是有很多入声我分辨不出来，我有时候把它当平声来用了，真正内行的人就笑话我。
孟华：汉字一方面保护了方言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但又有极权的一面，它抑制了方言文化。一位中文系的同学写了一篇关于青岛市方言的毕业论文，他专门研究了青岛市“无方言族”的现象，说许多青少年已不会说家乡方言，结论是随着普通话的普及，青岛市的方言在日益萎缩。我从直觉上是赞同他的这个结论的。为什么把方言的萎缩归结为汉字的极权？我觉得普通话是一种超方言，是一种文本语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语或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语言。普通话高度依附于汉字，靠汉字来规范、来普及到各方言区。也就是说，表意而不表音的汉字使它具有了超方言的功能，它通过抑制各地方言的发声而使普通话获得正统的地位。
一个人在气急时候免不了要骂人的，经验告诉我普通话是一种雅言，它常常难以表现内心各种激愤情绪和邪恶念头。人性最本真、最生活化、最个性化的情绪，往往只有自己的方言土语才来得更直接和畅快淋漓。
王蒙：这个例子太好了，值得回味，其实还不止骂人。最近有一位语言学家去世，他懂国内外多种语言，据说他最后的日子只会说上海话了，他的童年是在上海渡过的。
孟华：汉字塑造的雅文化，也就是普通话，将这些例如骂人的个性话语压抑在集体无意识当中。再如，中国的地方戏据说有几百种，它们都是以地方方言作为自己存在的基本条件。但方言性的地方戏很难被汉字记录，在汉字叙事的文学正史中，地方戏的地位大被贬低。
王蒙：欧洲是拼音文字，其实德语和英语都是盎格鲁－萨克逊语，比方说罗马尼亚语、法语、西班牙语，这都是拉丁语，但是他们都变成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因为它是拼音文字。北京话和温州话和广东话的距离非常大，我们虽然彼此听不懂，但是一个语言，因为是一种文字的关系，它抑制着它们的分化，抑制着分离。
孟华：中国人讲求“同文同种”。但关键是“文”，没有文，种也很难同。
王蒙：但另一方面，对于方言文化，我觉得汉字比起拼音文字来说还是宽容了好多，而不是抑制了方言文化。现在人们的文化意识不太一样，令我震动非常大的是去年十一月份我去苏州。苏州当地的领导请我吃饭。苏州的市委书记兼做省里的常委，他跟我说他本人不是苏州人，他来到苏州以后就提出一个要求，市委市府的干部必须会说苏州话，他说你理解苏州的文化离不开苏州话，你唱评弹，能用普通话唱么？再有你唱苏剧、苏昆，在苏州你要想联系群众，你必须会说当地的话，所以他提出来以后当地的干部都非常高兴，外边的人呢都拼命的学苏州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眼光的，吴侬软语好听得很，中国有这么一套。方言保护了一个文化生态，我们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普通话我们照样要推广。如果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如果他上了学的话，在学校授课就是要用普通话授课，但是唱地方戏、曲艺，还有一些文艺节目，就要有它的方言，而且中国人的乡音让人有精神上的认同，有家园意识，中国人的这种叶落归根的情结。如果你原来是说山东话、青岛话，等到过三十年以后你回趟家，全部是标准的北京话、普通话，你就找不到你的家人了。
孟华：这是消灭了精神上的多样性。
王蒙：这是我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推广普通话并不错，搞汉语拼音也不错，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辅助工具，但是用汉语拼音取代汉字，没门儿。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个非常激进的人，我一看这些主张觉得很有道理，汉字太难学了，搞得中国人文化低，净是文盲，只有少数人在垄断着话语权，甚至是政治权，可是现在我觉得拼音化就更不可能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汉字思维
孟华：能否谈谈汉字的思维精神？
王蒙：汉字有美好的一方面，优点很多，比如说好看，它的字都有生命力，都有一种灵性，甚至于我认为汉字有一种神性。比如说“道”，相反的你如果把它变成了一个更科学的词，把它说成是道路、道德，或者是道场、大道，这就不清楚了，不如一个“道”字，“朝闻道，夕死可矣”，你如果说“道”是规律，“朝闻规律，夕死可矣”，这叫什么话呀？它就没味儿了，“朝闻道德，夕死可矣”，也不对，说道是指路线，“朝闻路线，夕死可矣”，就更不对了，它是不可轻译的一个意象，这是汉字的一个特点，优点。但是当然汉字的这些优点有时同时也会带来缺陷，就是说它的清晰性、严密性、可操作性不是特别够。我常常到处举一个例子，我有一部小说叫做《夜的眼》，这篇作品很多国家都翻译过，凡是这些欧洲国家，包括俄国、美国、德国，他们都有人给我打越洋电话，就问我说王先生您回答一下这个“夜的眼”中的“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我不好回答，因为在中国字里头，这个“眼”字是最本质的，不管你是一只眼还是两只眼还是好多只眼，还是砂眼，这都是从“眼”中派生出来的，所以这种思维方式和欧洲国家的那些语言根本就不一样。比方说“牛”，我们拿“牛”当纲的话，可以派生出来牛肉、牛奶、小牛、黄牛、牛犊、水牛，或者是牛脾气、牛毛，这东西很多，如果以“奶”为纲，可以派生出羊奶、牛奶、奶牛、奶制品。可是外文看不出这种观点，外文中奶牛是cattle，公牛是ox，它没有这种关系。我在文章里也提到了，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些思想方法的不同。杜诗的经典争论，就是“幼子绕我膝，为我复却去”，这个如果是换成英语，或是换成法语、德语，甚至是维吾尔语，都不会产生这种问题。这其中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他多年没有回老家了，回了以后小儿不认识他了，所以绕我膝转两圈，他怕我，认生；还有一种解释是他绕着我膝怕我再走，恨不得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这种解释从杜甫有这首诗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他的妙处就在于他的这种描写。可是如果换成英文的话，它在语法上画出图来了，有了逻辑范围，有了连接次序，这就不行了，就是说他由于怕我所以就去了，“为我”，这里头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它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如果是他怕我走，就是把“我的走”变成了他们怕的一个修饰，然后“我复却去”就变成了what后面的一个从句，一个宾语从句，如果他是害怕他又走了，那就不是宾语从句，而是它等于一个双谓语，我就怕你，接着就跑了，它是一个递进的双谓语，就好比说是我进了屋子拿了一本书，一个是进了屋子是第一个谓语，一个是拿了一本书，一个是进，一个是拿，所以它根本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无论是杜诗也好，或者是一些经典的，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这个很明显，你把它弄成白话文弄成英文就不好了。
孟华：一排除歧义，诗意就排除了。
王蒙：把诗意排除了，把哲理也排除了。把中国人脑袋里这点灵活性，这点儿仙气儿都给弄没了。
孟华：杜诗的深远意境被逻辑的手术刀分解得支离破碎，朦胧的意象性既是汉字也是汉语诗歌的思维特性。汉字保护了汉语诗歌的这些特点，这也是汉字保护多样精神文化生态的表现。汉字体现的诗性思维的特点，这是西方的逻辑思维不可替代的，非常有特色。
王蒙：你说的精神生态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孟华：刚才说的《夜的眼》翻译的例子，很说明了汉字汉语的朦胧性。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汉字具有两面性，就是在数码时代它要适应数字化，我个人觉得尽管汉字具有适应电脑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比起拉丁字母还是落后一点，还是具有不可操作性的一面。文字有两种功能值得考虑：一是文化功能，一是数字化功能。文化功能是汉字的特色，但数字化功能可能是弱项。
王蒙：可能不完全是这样，汉字的数码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甚至有人认定汉字能够比别的文字更适合电脑的运用。这是使我对于汉字更有信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觉得（朦胧性）这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总的说来它是比起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