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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0月，父亲也去世了。在地下，他们可以相见了。
一、苍茫中的老报人
先父和浦熙修相识于《文汇报》，他们对《文汇报》也有共同的感情。
《文汇报》是一张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有报格的报纸，它几度被强权扼杀，又几度复活（创刊于1938年1月的上海“孤岛”，后被日军逼迫，停刊于翌年5月；继 又复刊于“光复”后的1945年8月，1947年5月复又被国民党勒令停刊；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6月，它再次在上海复刊，至“全盘苏化”时的1955年10月改出周双刊，效仿苏联的《教师报》，又至1956年4月“自动宣布停刊”，并正式改为面向中小学教师的《教师报》，且迁往北京，又于这年的10月恢复），它在历史上曾标榜“不偏不倚，无党派色彩”，“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发表社论，力求大公无私，一方为民喉舌，以民间疾苦向当局呼吁，一方发挥舆论力量，启迪民智，以促进宪政之实施”，而且表示这种报格是“过去如此，今后亦然，同人矢志保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报格”（1945年9月6日《复刊辞》），于是在战时和战后的中国语境中，其命运就有如其他民间报纸的《大公报》《新民报》等，于暮色苍茫中饱经风雨。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报》当记者（1936年加人）。她之所以成为一名有名的女记者，是她认定“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后来在战后的政协会议期间她声名鹊起，那时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是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谓“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记”——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 （前三人还曾被称为是“三剑客”）。当年浦熙修一纸揭发国民党高层腐败的报道，如党国要人的眷属带着洋狗从香港飞渝的报道，让标榜“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大跌颜面，丢脸后的国民党索性用拳头去对付那些所谓的“无冕之王”，就在“下关事件”中，浦熙修被饱以老拳。雷洁琼回忆说：当时“为了想保护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结果她“受到打击更大，几乎晕过去了”。继之，《新民报》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却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意义”。此后，徐铸成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浦熙修开始作为南京特约记者为之撰稿，不想又被国民党当局所逮捕，锒铛入狱。浦熙修被捕前所写的文章的标题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她的光荣入狱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一个节目。当“挣扎”告尽，浦熙修在周恩来关怀下和罗隆基全力营救下光荣出狱，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随后，她出现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在周恩来介绍之后，毛泽东亲切地对她说：“你是坐过班房的记者”，那无疑是最高的称赞了。与她相识的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浦二姐”。
家父的“报龄”比浦熙修稍晚几年。取《徐铸成回忆录》中的记录：1940年，“我在香港又与（邵）飘萍夫人汤修慧先生见面。她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抛开《京报》馆及所有产业，只身到港，……她有一长婿郭根（即家父——笔者），青岛大学毕业，中、英文均极有根底，但为人呐呐谨厚。汤先生向我介绍，我即延入《大公报》，顶蒋荫恩兄缺，编辑要闻。”此后1941年，徐兼任《中国评论》总编，“由 郭根负责编稿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徐、郭逃出香港，在桂林开馆 （《大公报》桂林版），复又因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溃败而迁往重庆，由徐主编《大公晚报》，“先期到渝之郭根任要闻编辑”；“某日，忽以主标题未按（曹）谷冰意制作，立以‘不服从上级命令’之罪，宣布开除。”至战后的1946年，徐铸成也退出《大公报》复归《文汇报》，跟随其到《文汇报》的有原《大公报》的郭根、金慎夫等，改版后且由郭根任总编辑，编辑部中还有黄裳、柯灵、刘火子、李龙牧、梁纯夫、金慎夫等。“到了是年底，郭根辞去总编辑职，自愿赴（北）平当特派记者”；“去北平后，他写了不少有关学生运动出色的报道。”
在战后的中国，《文汇报》不啻是一面旗帜，当然它是标榜“民间”也即捍守市民社会的公共平台的，如其灵魂人物徐铸成所说：“一张真正的民间报纸，立场应该是独立的，有一定的主张，勇于发表，明是非，辨黑白，决不是站在党派中间，看风色，探行情，随时伸缩说话的尺度，以乡愿的姿态，多方讨好，侥幸图存”；至于《文汇报》其他的“中坚干部”也“都有这种共同的认识”，比如特约记者浦熙修。郭根以为：“这就是促成《文汇报》起来的最重要的因素”（《记徐铸成——我所知道的一位自由主义报人》）。这样一张的报纸，其后来的命运可想而知。
上海解放后，由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副部长姚溱尚能“体谅老知识分子心态，遇事推心置腹，披沥交谈”，《文汇报》的老报人还算“心情舒畅”，其时，郭根复任总编辑，此后因故离去。二、1956年《文汇报》复刊前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浦熙修重新投入新闻工作，那时《文汇报》又一次获得复刊，她由中共党员钦本立推荐，担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记者，后来则是“北办”的主任。此外，她还曾是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委员等。这期间，她还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但这时的《文汇报》毕竟不如从前了。
1953年，《文汇报》改为公私合营的报纸，此后它仿佛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在党报的《解放日报》、经济类的《新闻日报》和市民读物的《新民晚报》间，它似乎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到了1956年春天，它竟一度停刊，变成了一张《教师报》，浦熙修丧气地给家父写信说：“文汇改教师报已确定，从地方报纸来到中央，注定是三日刊的命运”，“我现在不求什么了，只想把文章能够写好”。不久，在“早春 天气”中，《文汇报》再次复刊，那是中宣部的张际春副部长首先宣布给浦熙修听的，此后浦熙修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京办事处主任。这时，徐铸成已与邓拓协商《文汇报》复刊后的人员安排，拟让已在《人民日报》的钦本立、上海电影局剧本创作处的柯灵、山西师院的郭根等“归队”，而“郭根也写信给熙修，表示愿回《文汇报》”。
这时，家父早已不安心在山西工作了。在不停地政治运动中，他“茫然不知所措”。他急切地期待着回到他原先所熟悉的报馆去工作，他把《文汇报》称作是“娘家”，他似乎还以为办报是他的长处。浦熙修说：“关于你的归队问题，我已向徐老提出，徐、严（即严宝礼）等都表示欢迎。问题是在‘百家争鸣’之下，报纸要办得生动活泼，徐老大有招回文汇老人之意。”不过，尽管浦熙修乐观地劝慰家父：“一切在发展，一切在变得更美好，”但她知道一切都不是从前了，甚至，她还奇怪家父为何放着教授不当，“教授有研究的时间，有寒暑假，这不是比什么都好吗？”她现身说法：“我要是你，我早就安心了。我实际上，也是自由主义者，解放初期，曾经那也不干，这也不干，但既然干了文汇，我也就安下心来了。”她还不解家父何以会在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茫然不知所措”，她劝道：“运动中对于我们这些政治警惕性不高的人，常常大吃一惊是有的，但‘茫然不知所措’总还不至于吧？”她甚至乐观地以为：“在这大发展的形势之下，只有一切落后于实际的感觉，迎头赶上是每一个人的最主要的问题。”1955年年末，浦熙修来信说：“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最近在京也提上了日程”。（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了“六不”的问题，即针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安排不当，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帮助不够，待遇不足”等）她问父亲：“你们那里有些什么意见？”浦熙修为“早春”的温暖气候所激动和动容，她还为家父设想了种种可能，劝他安心，切不可再犯屡次调动而“无组织”的毛病，当然，如有机会，还是欢迎他“归队”的。当时，在徐铸成拟定的《文汇报》人员名单中，徐自兼总编辑，副总编是钦本立、柯灵、刘火子、郭根（负责要闻、国际）、浦熙修（主持“北办”）、唐海等，“还决定黄裳等为编委。”
1956年《文汇报》的复刊，是在特殊的语境中发生的，它是“鸣放”的产物，用邓拓的话说，是：“你们《文汇报》历来就取得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首先要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这就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的编辑方针”。这在当时徐铸成耳朵里“真有‘听君一夕言，胜读十年书’之感”，而且中央还“照准”了全部编辑方针和复刊计划，并且强调：“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随之，“招降纳叛”的人员调动也如期完成。此前，浦熙修已经告知家父：“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中央已决定要文汇恢复”，而“恢复文汇，必须召回旧人。我们已把你计算在内”；至于复刊后的《文汇报》，“主要的对象还是知识分子，要继承老文汇（解放前）的传统，配合今日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对国际上发言。”徐铸成 也在给浦熙修的一封信中提到家父：“至于他的政治上、能力上的问题，你和我都可以负责的”，于是家父又一次回到“娘家”上任，并且是副总编之一。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这就是后来徐铸成念兹在兹的《文汇报》的两个“黄金时期”——抗日战争后复活的《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