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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企图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主要以贯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这就是后来徐铸成念兹在兹的《文汇报》的两个“黄金时期”——抗日战争后复活的《文汇报》和“早春天气”中的《文汇报》，而后者于恢复不久就有大手笔的动作，如由范长江建议而翻译刊登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撰著的《斯大林时代》，并围绕苏共“二十大”提出“斯大林问题”以及1955年“肃反”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反思，还发表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等，甚至在 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表扬了《文汇报》，并说他平常是看了《文汇报》才去看《人民日报》等等的报纸的。
然而，曾于两个时期“复活”后的《文汇报》，“不论内容的充实、生气勃勃，也不论是编辑部阵容的整齐，都是空前的，可惜都没有好结果，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最后一次又遇上了一场“阳谋”的罡风，吹去了“早春”，自徐铸成以降的《文汇报》是满坑满谷的“老右”，“其中‘北办’原有记者十余人，除了三人幸免牵及外，几乎一网打尽”，这当然就有身为主任的浦熙修。至于家父呢，尽管在职任副总编时他曾写信给浦熙修抱怨“传统势力和包办代替的作风在编辑部是相当严重的”，他的才能被大打了折扣，但是事后他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后来他被称为是“漏网右派”）原来“阳谋”中“号召大鸣大放，曾一再动员他提意见，并邀他参加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他始终没有说一句话，真像没嘴的葫芦一样，拿他没有办法，只能任他逃出了罗网。”因为木讷的性格，他居然没事！“但他毕竟太天真，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再也在劫难逃了”（徐铸成《旧闻杂忆补篇》）。
三、“章罗同盟”与“女将”
浦熙修因与罗隆基的关系终遭不测之祸。
罗隆基是一个深陷于被清流们视为世间最肮脏的两物——政治和男女之间的人物。和他政治多元化的主张相似，他在生活上毋宁说也是“多元”的。此前罗隆基与张舜琴、王右家的两度婚姻因琴瑟不谐而失败，在反对国民党的民主斗争中又得与浦熙修相识和相爱，此后，他在与离婚后的浦熙修保持爱情关系后虽说也有几个女友如史良、刘王立明等，也只是西方式的社交关系，即“也未超越正常社交范围”（潘大逵），但对罗的政治表现和他私德的非议在浦熙修耳边不时鸣响，这也包括了她妹夫彭德怀的看法（周恩来曾称浦熙修是“我们的亲戚”），而据袁冬林的回忆，自始“三姨及一些党内老同志反对娘与罗隆基交往”，反对的原因不外是罗隆基为“资产阶级政客”和他人品上的瑕疵。这也就是他们两人终未成为眷属的原因（袁冬林后来听她母亲的追叙，即“她在深刻了解罗后，发现自己
与罗有许多不同之处，双方都早已无意结婚”了）。然而，由于与罗隆基的特殊关系，浦熙修敏感地觉察到在她周围有“鬼打墙”一般的异样氛围，她不仅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随时向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倾诉自己的心思，更由于罗隆基，她被人们有意地疏远了。又由于《文汇报》，她和罗隆基之间更是说不清了。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公布后，先前由柯庆施在“鸣放”时不断鼓动“加温”，继之姚文元写文章发难的《文汇报》低下了它的头颅，它只好连篇累牍地发表《向人民请罪》、《痛切改造自己》、《我们的初步检查》以自诬，而“右派”的“章罗同盟”在“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也被人们所熟知，而且她还是毛泽东点名的“一位能干的女将”，其“主要反动言行”是：“1、‘匈牙利事件’后，浦向罗隆基供给向党进攻的材料，反右斗争开始，又为罗通风报信；2、浦同罗隆基、徐铸成等一道把《文汇报》变成反动的宣传工具；3、浦与楼邦彦、彭子冈、费孝通等合谋写文章为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辩护；4、《文汇报》复刊时，浦与徐铸成等排斥原有的党、团员及左派。”这样，“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个“右派系统”“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尤其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当然就是由浦熙修“挂帅”了，而且“帅上有帅”，主帅就是罗隆基——浦熙修的情人，这真是撩人的新闻和秘闻。循此，对其大批判就不怕没有材料和“炸弹”。紧接着，7月3日的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责成罗隆基交代“如何通过浦熙修控制《文汇报》”等问题，而此前的“阳谋”真是妙不可言，它证实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浦熙修面对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此前她在东北采访，其时罗隆基正在国外访问，徐铸成也在苏联访问），似乎无法接受。她本来还想“划清界限，参加战斗”，继之却被攻击为“两面派”。三人市虎，在众人嚣嚣和信誓旦旦存在着一条“罗一浦一编辑部”黑线的情况下，她在精神上彻底垮了下来。在文汇报社党组、主持：北办”开展“反右”的人民日报社以及受周恩来、彭德怀、刘仁的委托来帮助她的浦洁修、浦安修的一再劝说下，她被迫交代了罗隆基给她的“使命”（如确定‘‘i匕办”的性质和地位、制造大知识分子的平台、企图超越和架空中共党组等），“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而且，“大家逼娘找出过去的日记、信件，并用上面划定的政治公式帮她在其中查找‘问题’；又将找出的‘问题’往这个公式里套，来说明她的‘错”，因为“大家深信不疑：这样做，是帮助她与罗隆基划清界限站出来的最好方法。在当时‘党是绝对正确的，有错就是自己的’思维模式下，相信 党胜过相信自己、相信党胜过相信事实、以信念代替自己思想的娘，一次次地写检查交代，真心实意地按照党的要求‘检讨’自己，揭发罗隆基”（袁冬林）。此后，也许是因为轻信，或者只是出于虔诚，以及为了摆脱各自的困境而获得解脱的缘故吧，继“胡风事件”中舒芜披露了胡风的私人书信之后，浦熙修和萨空了也各自公布了罗隆基的一些私人信件。至此，《宪法》中公民“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已经只是纸上的文字了。在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发表后的翌日，7月2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被迫把罗隆基给她的信中的若干内容念了出来，当然，都是被认为是通过“秘信”而有“黑幕”的，或者是事关《文汇报》的：“我十分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表面上我是一股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这些信件的片断刊登在报纸上时，一如当年胡风的书信被加工处理刊登时用了不少注释（甚至还有钦笔的“按语”），罗给浦的信也被加了注，如“跑龙套人”，就是所谓“指共产党的领导人”。看得出来，为了坐实毛泽东《人民日报》社论中的论断，即使基本的事实和逻辑都可以不加理会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明明是一向自视甚高的罗隆基把自己森林工业部部长的“冷官”位置比拟为“跑龙套”，在信中表露了一点消极的情绪和不甚情愿合作的态度，就被人曲解为让共产党下台了。
不久，《光明日报》又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秘信》为标题，刊登了萨空了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其中摘录了罗与“民盟”若干同人的书信。7月15日，罗隆基被迫进行“初步交代”。关于《文汇报》，他承认自己与该报的创刊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的认为中国还应该有社会的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以及“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进而他表示：“《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了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罗的一些私人信件，并以赫然触目的《四十多封密信》为标题，据此，“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 动集团”也就言之凿凿地被揭露出来了。
后来，罗隆基对浦熙修的反噬痛彻肝肠，所谓“十年的亲密朋友当面绝交”，以及为了自己的政治贞节不惜把“床笫之语”公之于众，也即浦熙修以《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登台揭发，所揭发的内容又因两人的关系不同寻常而更带了杀伤力。如浦熙修控诉罗隆基系出身地主家庭而对消灭地主的共产党怀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