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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见证》一书，说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斯特拉文斯基、里姆斯基、柯萨柯夫与他本人都是俄罗斯人中的波兰血统，属于同一学派。他对斯特拉文斯基的评价显示出少有赞许与宽容：“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作曲家中，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我愿意毫无怀疑地称之为伟大的。也许他并不是样样都擅长，也不是样样都干得一样好，但其中干得最好的却使我感到高兴。”“至于斯特拉文斯基， 作为一个作曲家，究竟俄罗斯化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不回俄国来大概是对的。他的道德观念是欧化的。”“肖斯塔科维奇认为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生动、充满活力。他热爱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有《玛弗拉》与《士兵的故事》，厌恶《火鸟》。他内行地评价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结构上粗糙，说他的许多作品像建筑门脚手架一样外露，缺乏自然的过渡。在访谈录的第二部分，斯特拉文斯基谈自己创作的来龙去脉，没有从技术层面进行自我剖析。他提供了一部部伟大作品诞生前后的现实场景。在说及《彼得鲁什卡》这部作品首演成功后，讲到了在德彪西家庆祝的事。“我们喝着香槟酒，用很考究的餐具吃早饭后，萨蒂也到我们这里来了，我给这两位法国作曲家照了一张合影，萨蒂给我和德彪西照了一张合影。那天德彪西送给我一·根手杖，上面用花体字刻着我们两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再晚些时候，在我伤寒的恢复期里，他又送我一个漂亮的烟盒。德彪西身材比我稍高，但比我结实得多。他说话声音低沉而稳重，一句话的末尾往往吐字不清——这还算好，因为他的话里常常暗含着讥讽和意想不到的文字圈套。”
斯特拉文斯基是个具有强烈时代意识的人。对于一生中面对的时代变迁，他极为敏感：“我诞生在因果关系和决定论的时代里，可是活到了概率论和偶然性的时代。我诞生在一个慷慨地用教条式的概念解释自我的世界里，可是在经历了一些学说的更替之后，我活到了一个几乎完全用心理分析概念解释问题的世界。我是受着‘枪由于扣动扳机而射击’这样简单道理教育长大的，如今我不得不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简单事实是由过去积累起来的能力的整个宇宙所决定的。”这段话可以解释斯特拉文斯基多变的音乐风格有多少是由内心对时代与世界的反映所决定的。他的创作道路显示出表层上的冒险与实际上的妥协。也可以说，斯特拉文斯基的前方必须有一个影子在那儿，他才会倾听到内心的变异。无论是他的新古典主义，还是对于勋伯格十二音体系的有限度的推崇与模仿，都有必要的妥协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代大师，他说“我在我诞生的这个世界上站住了脚”，但他站立的地点不断更移与晃动，多变与不定型使他声誉日隆，使追随他的评价者难以下手。
“是否艾略特和我本人要去修补旧船，而另一些人（乔伊斯、勋伯格）却在寻找新的交通工具呢？我认为这种对立在过去一代人身上十分流行，它如今已经消失了……当然，我们（艾略特和我）明显地破坏了连续性，用一些割裂的器官——其他诗人和作曲家的引文，从前的风格的摘引——风化作用的产物去创造艺术，这就预示着垮台。但是我们使用它和我们手头碰到的所有手段，为的是改造而不奢望去发明新的传送带和传送手法。一个艺术家的真正事业就是修补旧船。他能按照自我方式重复的，只是业已说过的东西。” 这是斯特拉文斯基八十岁时为自己一生所做工作的一番结语。他在此为自己 的妥协、折衷的新古典主义作出解释，称自己是“修补旧船的人”，拉上诗人T．S．艾略特，说明自己站立的真正地点在什么地方。他还说了一点对于自己“明显地破坏了连续性”的隐忧，但他也深知他所做的并不是凿沉大船，而是修补。不过，对于古典音乐这艘船而言，革新似乎并不能完成修补的重任。音乐所对位的那个世界不存在了，音乐里的那个神学之核已经破裂。斯特拉文斯基原本想让大船获得生机，生机却只是临时性的。斯特拉文斯基并不敢走得太远，也没能赢得传人。这个问题不是一部访谈录所直接面对的，却是困惑斯特拉文斯基一生的一朵灰云。
（《斯特拉文斯基访谈录》，＇荚＇罗伯特·克拉夫特著，李毓榛、任光宣译，36．00元；《罗斯特罗波维奇访谈录》，＇俄＇格鲁姆·格日迈洛著，王彦秋、赵桂莲译，36． 00元；《卡拉扬访谈录》，＇美＇理查德·奥斯本著，秦启越译，22．00元；《梅纽因访谈录》，＇美＇大卫·杜波著，曹利群译，22．00元；《斯皮瓦科夫访谈录》，＇俄＇格鲁姆·格日迈洛著，焦东建、董茉莉译，22．00元，一并由东方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
蒋子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曾经甚嚣尘上的“后学”让位给新儒家，一时间“致良知”之说蔚为风尚，新儒家代替新左派，成为国内最垣赫的校园思潮。在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下，蒋子（庆）推出他的巨著《公羊学引论》，明确提出：新儒家不过是儒学的歧途，政治哲学才是儒学的本质，公羊春秋才是儒学的玄门正宗，实具强烈的反潮流倾向。然而，蒋子的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并未让一般关注儒学的读者“若受电然”，如清末读书人之初受龚定庵。在这个学者们甘愿躲在象牙塔中玄思的年代，新儒家学说所具有的体系自足性和概念的游戏意味更能吸引为了单纯的求知欲而做学问的人们。现在，蒋子出其绪余，再著《政治儒学》一部，意在探讨“当代儒家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其反响依然平平，这不能不使 人发出“今世何世也”的喟叹。同《公羊学引论》满足于体系的架构以及理论的内在完善迥异，《政治儒学》企图开出的，是一种全新的经世济用之学，它本应比《公羊学引论》获得更多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它的影响力甚至还不如《公羊学引论》。这是为什么？作为本书的读者，我在初读此著开头几章时激动万分，而读完卒章后，却觉得兴味索然，这又是为什么？
先来解答第一个为什么。按儒学本为内圣外王之学，此点毋庸置疑。蒋子的这部弘著，也正是从论证新儒家不能开出新外王人手，以向读者郑重介绍儒学的玄门正宗——政治儒学的。然而蒋子或许是太沉迷于理论了，全然忘却“世事通明”对于一位政治哲学家是多么地重要。蒋子只顾着体验理论创设所带来的快感，却完全记不得这样一件事：理论总要同政治势力相结合才可能产生作用，如果一个理论不能寻找到任何政治势力作为其基础，这种理论就只能是纸上楼阁。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之前，不会成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力量。儒学在传统上是应帝王之学，而如今朝市之学是为与时俱进之学，国家并不需要通天彻地的创教者，它只需要张居正那样的实干家。蒋子对此当何以自处？蒋子又认为，新儒家以民主为目标的“新外王”是错误的，其理由是民主只是西方的标准，并非全球的标准，民主并不能与中国的传统水乳交融、阴阳燮理。考虑到蒋子曾参与翻译埃德蒙，伯克的《自由与传统》，他的这一主张完全可以理解。但蒋子对于新儒家的“同情之理解”还很不够。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民主思想既已深人人心，“应帝王”已经为俗儒所不耻，自梁启超以还，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希图从事的事业是“新民”，是通过启蒙下愚、争取大众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新儒家把民主当作新外王，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学理背景，另一方面却也是迫于无奈。毕竟很少有人敢像托克维尔一样公然蔑视民众的。蒋子的主张，上不能影响庙堂，下不能波及江湖，其地位之尴尬，是可以想见的了。
然而这还不是蒋子理论体系中最致命的弱点。我在读竟蒋子的这部弘著之后，发现蒋子对儒学最根本的缺失在于，它太自立门限了，以至于完全沉浸在对新儒家的道德傲慢当中不能自拔。蒋子既以儒家是政治哲学，而非心性之学，则必对心性之学不无排斥。蒋子以为，孔子而后，派生出荀子齐学与思孟之学，思孟的心性之学后来影响扩大，以荀子为代表的政治化的齐学乃反隐而不彰。殊不知孔子遗教本仅一端，初无二派，孔子学说的本质在于依人心以立则，齐学仅重立则，思孟徒讲正心诚意，均非孑L子本意。孔子既见有君子，有小人，人之心性殊别，遂制礼以立则，他所要建立的是礼乐各得其正的社会，这一理想国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君子不失位，而小人不得其位。惟有朝着这个方面努力，方是孔子的真精神，否则便是执于一，而非用于中，都不能免于偏颇。
“复古更化”是蒋子《政治儒学》一书宗旨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蒋子之论证儒 学应成为未来中国的指导性学说，乃是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蒋子认为民主是西方的、而非人类的，这一文化本位的立场也存在问题。事实上，民主是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任何民族一旦充分市场化，也就必然充分民主化，民主从来不需要人们去争取，通常需要人们流血斗争以得到的是自由，而非民主。蒋子于此，亦不免有所蔽。民主社会确有极大弊端，然此弊端非如蒋子所云，是在于它和中国传统的圆凿方枘，却是在于，最普遍的民主往往带来的是精英阶层自由的缩减，以及诸多不合理的现象。近读经济学家薛兆丰文，他认为市场原则高于一切，因此那些“靠的只是搔首弄姿，并没有下过苦功”的“暴富的明星”比“考古学博士、红楼梦专家”收入高是相当合理的，——因为市场对前者更有需求嘛。这是民主弊端的一个典型例子。一个社会之所以得以维系，除了靠自由的原则，还应该有正义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