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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曾是强势的意识形态，有两个主要的理由。其一，它的影响面非常广。五四时期来华讲学的西方名流学者杜威和罗素异口同声地向中国人推荐社会民主主义。胡适等人心目中的“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化”的自由主义，也可以叫做“自由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异曲同工，并不相互排斥。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知 识分子明确表达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罗素和拉斯基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而作为实践的榜样，在1920…1930年代是魏玛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到 1940年代则是战后执政的英国工党。（参见许纪霖：《上半个世纪的自由kY；…》，载《读书》，2000年第1期）孙中山、陈炯明、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甚至连吴佩孚等军阀也曾对它发生某种兴趣。其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共产主义，在其幼稚期以及1937年取消苏维埃制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中，表现得很像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孪生兄弟。五四时期的谭平山指出：“社会民主主义之要旨，乃于民主政治——‘德谟克拉西’——之下，而欲实行社会主义之主义也。”“故现代的民治主义，应当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并且应当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无论哪一种阶级想占有霸权，都是极端反对的。，’（谭鸣谦，即谭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谈》，载《新潮》，第一卷第五号；谭鸣谦：《现代民治主义的精神》，载《新潮》，第二卷第三号）俞秀松在192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称他所参加的以陈独秀为首的组织是“社会共产党”。陈独秀在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1期发表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中，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陈独秀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才改称“中国共产党”。（参见田子渝：《也谈中共上海发起组与上海“革命局”》，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陈独秀晚年在《给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见》中说：“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560页）说明他最终又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来。
1932年4月，张君劢、张东荪等人经过几年的筹备和酝酿，在北平建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1946年8月，中国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中国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1947年8月，民社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党章、政纲，选举中央执监委员，正式宣告成立。该党创始人张君劢虽不担任主席职务，却是无可争议的党魁和精神领袖。张君劢、张东荪可谓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正宗传人，下面将主要通过“二张”来了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
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纲
在《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书（1938年4月13日）》中，张君劢概括了国家社会党的三点基本政纲：第一，国家民族本位；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张君劢说：“吾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以往的历史抑是现在的事象，凡民族利益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 级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纵断，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能推翻民族的联合。即以苏俄论，他的成功处不在阶级斗争的国际化，只在社会主义的民族化。”（《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书（1938年4月13日）》，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这里所针对的是中共标榜的国际主义阶级立场。在国家民族本位上，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和中国国民党是站在同一阵营的。
张君劢说：“法国革命以来，欧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而忽权力。如议会政治之下，各党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全；如人人有结社之自由，因而工人挟工会以联合罢工。此皆自由权利之过乎其度”。“欧战以后，或如俄之无产阶级专政，或如意大利法西斯之专政，或如德国一二年来根据总统大权命令励行节缩政策，或如英之联合内阁谋国内意见之一致，其间盖有一同一现象，是曰行政之敏活与权力之集中”。“我们目击英美德各国在1929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觉悟到应在十九世纪议会政治以外，另外产生一种新政治”。这种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其三大特征是：“（一）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二）社会确立平等基础；（三）个人保持个性自由。易其名而解释之，则国家握有权力，社会维持公道，个人享有自由是矣。”“修正的民主政治”的锋芒是指向国民党统治的，张君劢指出了造成宪政难以实现的“二大病”：“（一）国民党应统一而不能统一不知所以统一者，为军政为中央行政。（二）国民党不应统一不能同一而硬欲统一者，为思想言论与政治主张。”“他们的政权是分裂的”，“而他们对于党外却是压迫的”。“我们的意思以为必须做到恰正与他们相反：即政权务求其统一，行政务求其集中，而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节录）》；《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 11…12、15、69页。张君劢：《关于中国国家社会党成立感想》，载《再生》，第1期；张君劢：《民主独裁以外之第三种政治》，载《再生》，三卷二号；张君劢：《民主方法》，载《再生》，第154期，转引自陈先初：《评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张君劢提出了在抗战时期实行政体改革的具体建议，包括：其一，组织全国一致之联合政府。今日之中国，处于艰难困苦中，故必须“牺牲党见以一心为国之精神组织政府”。这种各党领袖一律参加之举国一致的政府，不仅适用于目前时期，而且应持续至一二十年之久。其二，加强行政权力。要“抬高行政权之重要性，而以国民代表会议之立法辅助之”。国民代表会议由公民选举产生，其主要职权限于监督预算和议订法律，不得对政府行使不信任投票权，以更迭内阁。第一次国民代表会议还当拟定五年以内之行政大纲交政府执行，但同时须授予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权”，不得随意变更政府之政策。其三，建立文官制度。政务官 与文官之界限应严格分清，文官须超然于党派之外。常任次长以下的官员可不因部长辞职而更动，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客之猎官与党派之分赃。”其四，加强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为此，国民代表会议中之议员应规定若干成分须有农工技术或科学家之资格；行政及经济方面的详细计划应由专家制订。“我们于行政总希望能尽量办到专门化，稳定化，敏活化，与统一化；但必须在不违背民主政治的原则之下。”为此，张君劢提出了区分民主与非民主的三条标准：第一，人权之尊重与否；第二，被治者之同意与否；第三，政府之负责与否。张君劢把尊重人权视为民主制度形成之关键。他强调：“民主离不了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而只能是“独裁”。（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节录）》，《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23、50页。张君劢：《民主方法》，载《再生》，第154期；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转引自陈先初：《评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
张君劢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涵义是：“一、为个人谋生存之安全，并改进其智能与境况计，确认私有财产。二、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立公有财产。三、不论私有与公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四、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趋于平衡与普遍，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五、国家为造产之效率增加及国防作用计，得以公道原则平和方法，移转吸收私人生产或其余值，以为民族经济扩充之资本。”（《国家社会党代表张君劢致蒋介石汪精卫书（1938年4月13日）》，第 81页）
张君劢把具有上述特征的经济体制又称为“全盘计划的混合经济”，即“把国家资本的经济与私营的经济以及合作的经济制定一个相当的比例，在一个统一计划之下进行”。其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措辞容有不同，而精神则并无二致”。他强调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之不相同”。“共产主义还有两点是我所要反对的。第一是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以后，势必都变为官营。第二是一切生产工具属于社会以后则私产制度必是废除了。”“我们一方面因为增加生产的需要太急切，所以不能不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而他方面又不能不设法防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