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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们一方面因为增加生产的需要太急切，所以不能不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而他方面又不能不设法防止官僚政治。”“国家对于产业只有全盘计划之权，至于经营管理的公务人员不妨即为所委托的同行公会的‘行员’（Guildsmen）。换言之，即国家依自定的大计划而从事于开发或整理各项产业，但不需有大批官吏为之经管，仅托付于职业团体的各行公会便可以了。”“例如在农业上，则划定耕作单位，把佃农变为自耕农；于是大农变为小农，人人都有土地。在工业上，更可分给工人以股票，则工人便尽为股东。”“本了这个方针，用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政策，累计起来以求达到目的，这便是所谓普产主义。”张君劢当时认为：“与其主张土地国有而农人有使用
权，反不如主张土地私有而国家有全盘整理权与支配权并公用征收权”。（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节录）》，第39页；《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第55…62页）他的观点对于眼下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二、弱势的政治力量
社会民主主义以普罗大众为社会基础，而普罗大众通常占人口的多数，因此一旦实行“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社会民主主义很快就会崛起为强势的政治力量，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或者英国工党。但是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二十世纪中国，纯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始终是一种边缘化的人物或者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的弱势团体。
民初政坛上的社会党人
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曾经给国人带来宪政民主的希望。上海光复第二天，中国社会党本部即宣告成立，并出版《人道周报》为机关报。江亢虎在成立会上宣布了党纲八条：“一、赞同共和；一、融化种界；一、改良法律，尊重个人；一、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一、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一、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一、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一、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各地响应者颇不乏人。据该党自己宣布，至这年年底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余起”，拥有党员“五十二万三千余人”。这个数字虽然很夸大，但当时全国确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国社会党支部，如天津支部干事就是后来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又如苏州支部的总务干事是陈翼龙，成员有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等，南京支部和佛教协进会等团体一起设在毗卢寺中。在该党党员中，就职业和阶级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工商业者，再次就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国社会党还曾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参政。其规章中写道：“党员……无论男女，义务权利平等。”它是民国初年各党派团体中最早“有女党员，且其义务权利完全平等”的一个党。（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第65…67页）
在民初几大政党（后来归并为国民党和进步党两大党）之外，中国社会党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政党。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一天，就亲自将他从欧美带回来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四本著作：《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发达史》、《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地税原论》寄给中国社会党总部，并附函称：“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民国元年时的孙中山，实际上处于国民党和中国社会党中间的一个位置上，所以时人把刚刚进入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称为“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1912年春，孙中山对江亢虎说：“对于社会主义深以为流动鼓吹为一己之责任，仍申前说拟编 辑讲义，定于6月1，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此种社会主义学说甚多，不若普通演说数小时可竣事。”这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如约在上海对中国社会党连续作了长达三天的报告，专门演说社会主义。 （转引自范方镇等：《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对宋庆龄的影响》，载“孙中山纪念馆”网站）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中国社会党被袁世凯视为国民党的同伙，该党北京支部部长陈翼德亦惨遭毒手。8月，袁政府下令解散了中国社会党。江亢虎称，“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复不可以力争；既不忍叫专制之摧残，复不忍见反动之惨剧”，遂辞去中国社会党总代表名义，流亡美国。（参见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上，第65…67页）1920年4月，江亢虎发表该党再造宣言，称作中国新社会党，在北京设本部。（载“北京党建”网站，党史资料·中国社会党）1921年6月，江亢虎以中国社会党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但该党在中国政坛上再没有发挥过民国初年那样的影响，江亢虎本人则在抗战时期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担任了伪“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
“党外无党”与“最严重的敌人”
在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实行训政期间，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除中国国家社会党外，还有“改组派”、“第三党”等。
国民党内主持政治与党务的胡汉民坚持推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并且进一步引申为“在训政期间不但党外无党，并且党外无政，政外无党”及“政治与党，即是一事，而非二事……”的说法。国民政府的当政者不允许在执政党外有任何其他政党存在。
张君劢在1946年写道：“在民国十三年以后，我们感觉孤立，左面俄国鼓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正在国共合作时期，名为训政，实为一党专政。我们平时认为可宝贵者如思想自由，言论结社自由，一切为两党所抛弃。至于民主政治多党政治也都抛人大海之中。左右两党的炮弹互相发来，我们立在火线当中，可算得最危险时期。”（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第90~91页）仅与张本人直接相关的压迫事实，就有：1927年，张君劢因名列“反动派”，他所办的国立政治大学被迫停办。1928年，他所办的《新路》杂志被禁。1929年在上海被绑架o 1931至1932年在燕京大学教书，因演讲“一…／乙”抗战而去职。1933至1934年中山大学请他讲学，却半途而废，据校长邹鲁对他说是有人要暗杀他。1935年与张东荪在广东创办学海书院，国民党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该书院被封。1941年在云南大理办的民族文化学院，也奉令停办。同年被软禁于重庆汪山，两年后始 获自由。比起胡适等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张君劢受到的迫害和压力要大得多，不但没有出版办学的自由，连译著都不能用真名出版。当时国民党北方党部曾将他所译著的书收集起来，搭了七个塔，一举焚之。在国民党眼里，赤手空拳的张君劢竟也与洪水猛兽相仿佛，所以他一度在国内无法存身，只好去德国讲学。（参见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载《读书》，1999年第4期）“第三党”党魁邓演达，更是被蒋介石逮捕后杀害。
中共则接受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社会民主党左派是工人运动中共产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的判断，将改组派之类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团视为“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工具”，“党夺取广大群众之最严重的敌人”，“所以党必须更严厉的作反改组派的斗争”。（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597页）仅在中央苏区，从富田事变开始的短短几年里，以所谓〃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名义杀害的军民，光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就有十万人之多。（景玉川：《富田事变》，载北京：《百年潮》，2000第1期）
昙花一现的“中间派”
在抗日战争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迅猛发展为中国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国际环境，民主政治的胜利被认为是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均希望中国保持和平与稳定；国共两个带枪的政治力量正处于某种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毛泽东在1945年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中间派……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载《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74页）国民党为了标榜从训政向宪政的过渡，也为中间派政党的合法化打开了一点门缝。
1941年3月，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组成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亦加入该组织，时称“三党三派”。1944年9月，该组织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到抗战胜利时，“民盟”已经迅速成长为遍布全国主要城市、拥有三千名盟员（大都为知识界精英）、仅次于国共的“第三大党”。
“民盟”是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联合阵线，但从罗隆基起草的政治报告及纲领来看，其中心理念和架构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由于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及三民主义的各种国内外政策大同小异，因此“民盟”没有标榜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强调“中间路线”。张东荪1946年在天津青年会一次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中说：“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