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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的选择，看到元朝的选择。秦始皇的失败，元朝的短命，一再为儒家规则的优越性提供了证明。在历史事实中，当董仲舒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遵儒术的时候，他正是拿秦朝的短命来说事的。
儒家的主张，就是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之间的一纸正式边界协定。我不欺负你，我当清官，当父母官，你也老实当良民，别当暴民。咱们谁都别越界犯规。如此则长治久安。暴力集团的首领选择了儒家规范，就是选择了长期利益最大化而且风险较小的资源分配方案。儒家的制度设计，在可供统治者选择的各种方案中，其性能价格比最佳。
2、官人的常用策略：合法伤害权
建立政府之后，有了正式规则之后，便产生了合法伤害权。实际上，这是一种低成本伤害能力。在这里起重要作用的，仍然是生命和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仍然是血酬定律。
合法伤害权，譬如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既可以判五年，也可以判十年，合法的选择空间很宽，选择任何一头都无所谓，对被害者来说却大不一样。
低成本伤害能力，例如贼开花。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作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 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错指嫌疑犯，甚至直接嘱托盗贼诬陷平民，对差役来说风险很小，成本很低，嫌疑对象来说，却严重得足以致命。
再如灰牢和灰色处决。
张集馨曾经出任四川臬司（主管刑狱的副省长），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的记载中描绘了四川班房（非正规监狱）的规模和状况：“卡房最为残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前此通省瘐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
全省每年在灰牢里关死一二千人，这意味着什么？当时，四川省每年明正典刑的处决人数不过一二百，“灰色处决”比合法处决多十倍。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量化的判断，明白煌煌国法与灰色规矩孰强孰弱。明白什么是真正最有影响的社会控制手段，实际上发挥作用的社会控制手段。
在对局中，这些都是指向人身和性命的暴力手段，都可以换取血酬或法酬。
3、潜规则：儒家划定的正式边界悄然移动
有了合法伤害权，犯规就是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有利可图，于是大量犯规。新的真实边界形成。这就是潜规则。潜规则带来的收益也是法酬的一种，孟子所谓“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潜规则的要害是三方博弈：私下达成默契的双方，蒙骗正式制度和公正原则的代表。
4、隐身份和其他无名主体
动用暗器了，边界移动了，正式规则逐渐被潜规则替代，博弈的主体也就不再是正式规定的那些东西。他们获得了隐身份。这是太平盛世中潜移默化的调整和变迁。
主体的新身份，隐身份，其生存主要依靠各种类型的法酬，灰色收入，可以视为灰帮集团。实质上，他们仍是吃血酬的人。
由于合法伤害权或低成本伤害能力的存在，统治集团一方的收益较高，于是各种人员大量涌入，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无名集团，一个比官吏集团还要庞大的集团，名曰白员集团。
这时，我们看到，这盘人间对局已经面目全非了。主体变了，规则变了，博弈策略也变了。一方的改变也导致对方的改变。如果把官方的变化趋势表述为淘汰清官定律，百姓方面的变化趋势就是淘汰良民定律。
5、基本局势：淘汰良民定律
复社名士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目睹明朝灭亡，人清后在《壮悔堂文 集》“正百姓”中写了一段文字，我想把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称为“淘汰良民定律”。
侯方域说：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时老百姓的对策是什么呢？侯方域说，富裕的百姓，争相出金钱入学校；狡猾的百姓，争相拉关系充吏胥。用这种办法可以逃避七项负担中的两项。
侯方域接着说：现在单说赋役问题。百姓正在痛苦无告之时，进学校就免除了，当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结果如何呢？侯方域开始进行动态计算。他说，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逃避的压力越来越大，逃避的竞争越来越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以学校和胥吏加于百姓，后来就是以百姓加于百姓了。
侯方域说：剩下那些没有办法的百姓怎么办呢？如果不死于沟壑（指逃荒要饭病饿而死），就只好相率为盗贼。天下怎么能不乱啊。
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然后，天下大乱，暴力集团蜂起，打天下坐江山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王朝循环。
说到打天下坐江山，血酬、法酬、元规则等概念又回来了。残局终了，又开新局。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有数存焉于其间
■ 陈平原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乃身影最常见、地位最显赫、边界最模糊，因而也最不容易准确界定并描述的文体。曾经风光八面的古典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急剧衰落，只是由于1930年代以及1990年代的两次崛起，方才让我们意识到其生命力远未衰竭。相对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之未受学界重视，既有今人文类等级观念的偏颇，也受中外理论资源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古典诗歌的理论阐释，前景相当开阔；而散文的研究，则仍处在体会与感悟阶段。这也是我跨越边界，为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课程的缘故。在我看来，千古文脉并未断绝，其中的曲折与沉浮，值得认真探究。
选择明清散文，而不是面目较为清晰的秦汉、六朝或唐宋文章，基于我的个人趣味，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五四新文化人的印记。因强调个性解放而表彰独抒性灵，因批判理学而排斥桐城文章，因痛恨八股而欣赏小品等，这些五四新文化遗产今日仍在发挥作用。但1930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争，起码让我们对晚明文章的复杂性有了较为清醒的了解。而今日学界对“山人”与“商人”关系的辨析，尤其是对堂堂正正的清代学者之文的理解，已经明显超越五四新文化人的阐释框架。
至于本课程倾向于针对具体对象，夹叙夹议，而不是预先建立理论框架，然后展开所谓的“宏大叙事”，乃是有感于当代中国文学教育的流弊。百年中国，西学东渐，“文学史”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学生们记得一大堆思潮流派以及作家作品，惟独缺乏自家的感受与体会。“不读书而好求甚解”，几成中文系学生的通病。尤其是“才气横溢”的北大学生，更是喜欢高屋建瓴，指点江山，而不习惯含英咀华，以小见大。重理论阐发而轻个人体会，重历史描述而轻文本分析，我担心，长此以往，文学教育这一最具灵气与悟性的课堂，将变得严肃、空疏且枯燥无味。有感于此，本课程转而强调读书时的个人体味、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写作中的述学文体等。考虑到同学们对明清散文较为陌生，事先编纂出版了包含长篇导读但不加注释的《中国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讲授时希望同学们配合研读。这一相对笨拙的教学方式，在以“体系”与“眼光”见长的北大课堂，也算“别开生面”。
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文学史、文化史，还是谈论思想史、学术史，归有光、李贽、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徐弘祖、刘侗、张岱、傅山、黄宗羲、李渔、顾炎武、全祖望、袁枚、姚鼐、章学诚、汪中、龚自珍等，都是无法完全绕开的重要人物。描述如此生气淋漓的人生与文章，似乎比用简略的语言，粗线条地勾勒几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要有趣得多。说实话，我更愿意从具体对象人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体味与判断渗透其中。
在具体讲述之前，我想先介绍若干参考书目（从略），再引几段古人与洋人的话，既是提要求，同时也给自己打气。
除了语言文字，散文一无依傍，不像诗歌有韵律与意象、小说有人物与情节、戏剧有动作与声音、电影有色彩与图像。散文很简单，只要你能开口说话，能动笔写字，就可能无意中闯入这并不神秘的园地。十八世纪法国戏剧家莫里哀《贵人迷》中有这么一句：“天哪，我说了一辈子散文都不知道。”这既是笑话，也是真 话——散文最日常，最好模仿学习，可也最难精通。你可能一辈子远离散文，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但反过来，一辈子孜孜以求，却老是不得其门而人的，也大有人在。别梦想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没那回事，尤其是在当今中国；也不要一味嘲讽“文以载道”——就看你载的是谁的“道”，别人的，还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