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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由于要保持旧风格，也就要保存旧形式，加上受到拟古诗风的影响，
很多诗引经据典，堆砌典故，运用旧语词、旧句式，艰涩难懂，使诗体不能
彻底解放。尽管如此，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起着
积极的作用，是旧体诗向白话新诗过渡的一座桥梁。
（3）梁启超
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作为古文向现代白话散文过渡的桥梁，则是以梁
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
人。早年接受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1889年中举。翌年秋奉康有为为师，始
习经世济用之学，并协助康有为著书立说。1895年至北京参加会试，随康有
为发动各省应考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改良派救国纲领。时号“康梁”。后在
上海、湖南等地宣传变法。1898年春入京襄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发起戊戌
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以办报、著述为业，继续从事改良主义活动，鼓
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
良。北洋军阀时期，曾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晚年脱离政界，致力于文化
教育事业，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堂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全
力从事学术著作。一生著述约二千万言，收于《饮冰室合集》。文学创作除
诗文外，还有小说、戏剧、翻译等。
梁启超的文学创作以散文为大宗。而最能代表他的散文成就、最有影响
的，是他于1896年至1905年在他所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
民丛报》上发表的新体散文。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己解释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
之，号 ‘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例明晰，笔锋常带情
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因新文体的写作，在《新民丛报》时期达
到顶峰，又被称为新民体。
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有政论，如《变法通议》就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全面提出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
反复论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传
记，如《殉难六烈士传》记叙在戊戌政变中牺牲的谭嗣同等人的生平事迹，
叙事谨严，性格传神，语言简炼；还有内容、形式多种多样的大量杂文，如
《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议论风生，感情充
沛，气势奔放，鼓动性强。
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文中针对帝国主义把
中国称为“老大帝国”的嘲讽，描述了一幅未来的少年中国的美妙图景，表
现了对祖国繁荣富强的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和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这
篇文章酣畅淋漓，一泻千里，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或古或今，
运用比喻、夸张、排比、重迭、反复、递进等多种修辞手段，文言、口语、
外来新词新语间杂并出，句式自由多变，极具艺术魅力。试看其结束语，以
见一斑：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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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
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
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
皇；千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
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的诗歌大都作于流亡日本之后，今存古近体诗360多首，词60
多首。他的诗，如《去国行》、《雷庵行》、《读陆放翁集》、《澳亚归舟
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太平洋遇雨》、《二十世纪太平洋
歌》、《爱国歌四章》、《举国皆我敌》等等，抒发了被迫流亡的愤慨和对
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切之情，表现出变法图强的抱负和献身事业的精神，充满
着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情调。在艺术形式上也显示了“诗界革命”的精神，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直抒胸臆，不拘格律，朴实晓畅，并能以新词新语入诗。
如《爱国歌四章》之一：
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
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我中华！
结我团体，真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
民！可爱哉我国民！
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与 《少年中国说》同样慷慨激越的爱国感情，和
他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诗句长短错落，自由抒写，体现了诗体解放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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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说界革命”和李宝嘉等谴责小说家
（1）“小说界革命”和晚清谴责小说的繁荣
“小说界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戊戌
变法前，康有为已从亲身考察和外国小说界的经验中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
用，提出要运用小说来宣传维新变法。他曾对梁启超说：“仅识字之人，有
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
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严复、夏曾佑还在天津的《国闻报》
上发表长篇论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改
良派的小说观。
“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是由梁启超在1902年正式提出的。当时，中国
经历了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夭折，特别是义和团被镇压和八国联军入侵京津，
因此社会的上上下下都呼吁改革，要求维新。小说作为批判现实、启迪民智
的有力手段，进一步受到改良派作家的重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梁
启超于1902年11月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
关系》一文，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
新小说始。”对此，他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
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
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小说界革命”使中国小说理论和创作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和创
作的影响，进入近代化时期。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①改变了轻视小说的封建的传统观念，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价值，要求小
说在维新变法中发挥作用，使小说真正受到重视。
②打破了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观念，强调“小说为文学最上乘”者，
使小说的文学地位得到确立，从而有助于文学更加广阔而深刻地反映越来越
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
③引进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对小说的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以及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源流、作家作品、民族风格等进行研究，开始了中国古
代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相结合、融会和发展的新时期。
④促进了西方资产阶级小说的译介，扭转了中国小说发展历史上长期的
封闭状态，使之同世界近代小说开始联成一体。
“小说界革命”中出现的理论还缺乏严密的体系，哲学基础是唯心的，
存在不少偏颇之处，如有些人把小说说成可以左右人生、创造社会的万能之
物；有些人重洋轻中，全盘肯定西方资产阶级小说，而把中国古代小说的成
就一概抹煞，等等。但是，其贡献是很大的，它使中国小说理论加强了科学
性，对晚清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使中国小说进入了世界近代小
说发展的总进程。
在与酝酿和推行“小说界革命”的同时，小说创作也从低谷中走了出来，
1900年之后骤然繁荣起来，无论量和质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
从量上看，职业小说家队伍逐渐形成，小说创作数量急剧增加。据 《中
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中国明清两代共产生1146部小说，而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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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1911年即有529部，占这五百四十多年的总量的46％。
从质上看，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与古代小说没有质的区别的旧小
说，被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小说影响的、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的新小说所
替代。虽然这时也有不少迎合世俗的旧小说，但作为主流的，则是抨击时政、
揭露黑暗、宣传维新的谴责小说。
谴责小说是清末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它有如下一些特点：
①借小说发表政见，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政治内容比较丰富，大都是鞭
挞官场的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