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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日报》（1946年10月19日）
1947年1月，在《幼春不死！赖和犹在！》一文中，杨逵再次强调“鲁迅不死”，并结合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大声疾呼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两位先驱同样不朽：“幼春不死！赖和犹在！”
1947年1月，杨逵编著的《阿Q正传》中日文对照本，列为“中国文艺丛书”之一种，由东华书局出版。杨逵所写的题为《鲁迅先生》的卷头语，集中表达了他对鲁迅精神内核的理解：
鲁迅先生本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年幼时，家有水田四五十亩，生计相当优裕。但在十三岁时，祖父因某事件入狱后，家运就急速中落，寄寓亲戚家时，曾被唤为乞丐。先生在最初的小说集《呐喊》的序文中记载，曾因父亲罹病长达四年，他几乎每天进出当铺和药房。有人说钢铁因锻炼而更坚固，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就是在此期间锻炼而成的吗？之后，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时二十五分，先生以五十六年生涯告终前，先生经常因作为被迫害者与被压迫阶级之友，而一再重复血淋淋的战斗生活，平日固然忙于用手笔耕，有时更得忙于用脚逃命。说是逃命，或有卑怯之感。但笔与铁炮之战斗，作家与军警之战斗，最终，大部分仍不得不采取逃命的游击战法。如此，经由先生这般不屈不挠的战斗生涯，使被迫害者的战斗意志更为强韧，组织也益形坚固。……在此所译《阿Q正传》是先生代表作，这是向应受到诅咒之恶势力与保守主义宣告死刑。恳请细腻吟读。只要不扬弃此等恶势力与保守主义，我们一步也无法前进。
杨逵：《鲁迅先生》，杨逵编译《阿Q正传》，（台北）东华书局，1947年1月版；转引自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
1947年1月，杨逵还在《文化交流》发表《阿Q画圆圈》，经由纪念鲁迅的文章，对大陆来台的一部分贪官污吏，即“礼义廉耻欠信之士”在光复后大发其财的卑劣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从杨逵的上述诗文可以看出，他对鲁迅的认同，更多地定位于“人类精神的清道夫”、“呐喊前进的青年”、“被压迫阶级之友”、“战斗的文化战士”等层面上。这其中，一方面融入了杨逵作为战斗型作家的生命经验和行动路线，让他“从鲁迅身上找到作为自我延伸的理想图像”。
张季琳：《杨逵和入田春彦——台湾作家和总督府日本警察》，《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第27页。另一方面，这种认知与时代的脉动以及台湾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经由新的转化和发展，不断赋予鲁迅精神新的时代意义，并对战后初期的台湾文化重建现实发生积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
事实上，杨逵对鲁迅精神的执著和追寻，可谓贯穿他的一生。直到1982年，杨逵在美国爱荷华城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明确回答，对于鲁迅的抗议文学和反叛文学，“我比较接近，如果对社会的不合理毫不关心的，我就没兴趣。”
《访台湾老作家杨逵》，原载《七十年代》总第154期，1982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32页。这种浓得化不开的“鲁迅情结”，与杨逵作为一个战斗的、关怀大众的、带有左翼色彩的作家，自然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
胡风作为鲁迅的得意门生，也是鲁迅晚年最接近在身边的一位。胡风翻译《送报伕》以后，又将其收录在《弱小民族小说选》中，其背景仍然有鲁迅的影响。鲁迅的《域外小说集》与胡风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之间，应该有某种精神上的关联。胡风在鲁迅精神影响下从事的文学活动，使他和杨逵之间发生了一段跨越海峡两岸的文学因缘，有了一种普罗文学精神的沟通。
1932年，杨逵投稿《台湾民报》的小说《送报伕》只登出一半，就被台湾总督府强行查禁。心有不甘的杨逵没有放弃，仍然在寻找发表全文的机会。1934年，得知日本东京的普罗文学杂志《文学评论》正在征文，杨逵便将《送报伕》投稿过去，结果发表在当年10月刊出的第一卷第八号上，并获第二奖（第一奖从缺）。这是台湾作家首次进军日本文坛，日本进步作家给予《送报伕》相当高的评价，而《文学评论》当月号在台湾却被禁止销售。
在同期的《文学评论》上，日本进步作家对《送报伕》如是说：
我认为“送报伕”很好。没有虚假的造作，而显露着不得不写的真情直逼人心。我看过的十四篇中，它是顶好的。
（龟井胜一郎）
作为一篇小说，它难说是完整的，但作者的真情硬逼着读者的心。送报的生活与乡里的故事吸引着我的心。最后一段感情似有几分低调。
（洼川稻子）
总而言之，主观是幼稚的，但正因如此，真朴实的脸貌更显得突出。它没有其他应募作品能看到的叫人反感的造作，是可喜的。打动人心的力量也大。
（武田麟太郎）
就在此时，胡风有机会接触到了杨逵的这篇成名作。胡风在1985年悼念杨逵逝世的文章中回忆道：
三十年代初，我在日本的《普罗文学》上读到了杨逵先生的中篇小说《送报伕》。在日本侵略者的长期迫害之下，台湾人民过着痛苦的生活甚至家破人亡，终于觉悟到了非组织集体力量进行斗争不可。这篇作品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当即译了出来，发表在当时销数很大的《世界知识》上。后来，新文字研究会还把它译成了拉丁化新文字本，介绍给中国的工友们阅读。从这篇小说，大大增进了祖国同胞对台湾同胞的了解和同情，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胡风：《悼杨逵先生》，收入《杨逵先生纪念专辑》，台声杂志社1985年4月，第12页。
如果说，赖和是《送报伕》的助产士，胡风就是《送报伕》传播者。1935年6月，由胡风译为中文的《送报伕》，发表于当时广为影响的《世界知识》（上海）第二卷第六号。1936年4月，胡风编译的小说集《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作为黄源主编的《译文丛刊》之一种，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杨逵的《送报伕》、吕赫若的《牛车》和杨华的《薄命》三篇小说入选其中，这是台湾小说首次被集中地介绍到祖国大陆来。1936年5月，胡风编译《弱小民族小说选》，由上海生活书店以“世界知识丛书”发行，同样收入了上述三篇台湾新文学作品。
胡风是在什么样的语境里译介《送报伕》呢？他在《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的“序”里说：
去年《世界知识》杂志分期译载弱小民族的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东方的朝鲜台湾，想到他们底文学作品现在正应该介绍给读者，因而把《送报伕》译好投去。想不到它却得到了读者底热烈的感动和友人们底欢喜，于是又译了一篇《山灵》，同时也就起了收集材料，编印成书的意思。
…………
我还记得，这些翻译差不多都是偷空在深夜中进行的。四周静寂，市声远去了，只偶尔听到卖零吃的小贩底微弱的叫声。渐渐地我走进了作品里的人物中间，被压在他们忍受着的那个庞大的魔掌下面，同他们一起痛苦，挣扎，有时候甚至觉得好像整个世界正在从我底周围陷落下去一样。在这样的时候看到了像《初阵》、《送报伕》等篇里的主人公底觉醒，奋起，和不屈的前进，我所尝到的感激的心情是不容易表现出来的。
好像日本底什么地方有一个这样意思的谚语：如果说是邻人底事情，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把那说成了外国底故事。我现在的处境恰恰相反。几年以来，我们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前面，现在且已到了彻底地实行“保障东洋和平”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我把“外国”底故事读成了自己的事情，这原由我想读者诸君一定体会得到。
胡风：《山灵·序》，胡风译《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收入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4月版。
胡风当时为《送报伕》写过一则“译者序”，该序《世界知识》版置于文前，《弱小民族小说选》版置于文后，至《山灵》版则被删除。从该序可以看出胡风对《送报伕》的评价：
台湾自一八九五年割让以后，千百万的土人和中国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然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隶生活究竟到什么程度？却没有人有深刻的描写过。这一篇是去年日本《文学评论》征文当选的作品，是台湾底中国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了四十年以后第一次用文艺作品底形式将自己的生活报告给世界的呼声。
转引自黎湘萍：《“杨逵问题”：殖民地意识及其起源》，金坚范主编《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海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01页。
大陆同胞对杨逵的了解，首先是从胡风翻译和编选《送报伕》开始的。台湾光复后，许多前来支援台湾文化建设的大陆作家、文人和知识分子，他们一到台湾就慕名而来拜访杨逵，千方百计与他取得联系，都是由于拜读过《送报伕》，文学精神与心灵世界已经有所沟通的缘故。一位从大陆回来的台湾籍青年曾对杨逵说，他们学校的校刊就转载过这篇小说。被抓去当日军翻译的台湾文学界人士李献璋也说，他在广州“各界抗日联合会”出版的小报上，曾看到《送报伕》。又有林朝培从新加坡来信说，他在那里看到《送报伕》与其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