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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晚年回忆说：“我虽然在三十年代就介绍了杨逵先生的作品，但与他却从未见过面，连他的情况也不了解。直到近几年来，我才听到了有关杨逵先生的点滴情况。”
胡风：《悼杨逵先生》，收入《杨逵先生纪念专辑》，台声杂志社1985年4月，第12页。杨逵与胡风素昧生平，但他的《送报伕》却被胡风热心翻译，不断推荐，乃至广为传播，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于精神相通的力量，文学传播的奇迹！这段文学因缘所共同见证的，是一个风雨坎坷的文学时代，也是两岸作家影响互动的一段文坛佳话。
第三章 时代剪影：杨逵与文学同好
四、杨逵与徐复观：真人真话真文章
杨逵在东海花园，与当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时有往来，互相欣赏并引为知己。杨逵晚年深受徐复观人文精神之影响，他们之间也演绎出一段心心相印的文人佳话。
1903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的徐复观，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新儒学代表人物。他曾在湖北省第一师范、湖北省武昌国学馆读书，后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投身军旅，抗战期间进入政治中枢，当过蒋介石的随从秘书。四十一岁时，在重庆勉仁书院拜见国学大师熊十力先生，接受其“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之理念，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抗战胜利后以陆军少将主动退役。1947年在南京创办学术刊物《学原》，1949年又在香港创办政治学术理论刊物《民主评论》，这成为20世纪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
1949年，四十七岁的徐复观来到台湾，定居台中，历任省立农学院、私立东海大学教授。潜心于国学研究的徐复观，“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重在阐扬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并为自由与民主呐喊，在学界具有“创新传统主义者”、“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等美誉。1956年，时逢蒋介石七十岁生日，徐复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祝寿专栏”发表《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批评了蒋氏的政治性格，使这期刊物连续印刷十一版之多。
1958年，徐复观与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一起，发表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由此成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一生有《中国学术思想》、《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经济学史基础》、《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两汉思想史》等多种著述，涵盖中国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后来因政治原因，徐复观被迫退休，1969年赴香港新亚学院继任教席，临别发表《无惭尺布裹头归》一文以明志。1982年4月因胃癌去世于香港九龙，终年八十岁。徐复观在生前致浠水故乡友人的信中，希望自己骨灰能够埋于桑梓之地，并在墓碑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徐复观”这三十个字。
杨逵与徐复观的相识，却并非由于徐复观新儒学大师的背景与地位，而是缘起于东海花园的邂逅相遇。1961年4月，在绿岛监狱坐牢十年的杨逵回到台中，以贷款方式在东海大学附近的大度山下买了一块荒坡地，开始了他晚年在东海花园的农耕生涯。而1955年至1969年，正值徐复观在东海大学任教十四年的时段。杨逵谈道：“我和徐复观先生的交谊，开始在他即将离开东海，在东海的最后几年他常常和徐太太，散步来到我的花园。很自然地，我们成了朋友。”
杨逵：《我的老友徐复观先生》，原载《中华杂志》第226期，1982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页。
60年代的后几年，徐复观先生与太太常常在晚饭前后到大度山上散步，最初多半是在山上绕一个几里路的大圈子，再返回东海大学宿舍。有一天，他们绕道公墓右下角，越过一个小山沟时，突然发现水沟上面的坡地上，竟然种植了一片姹紫嫣红的花草，旁边还有一间简陋的木屋。徐先生心生惊奇，连忙走了过去，只见一位身材瘦小而神定气闲的老者正在花畦里浇水，与其攀谈，心里寻思：难道书上记载的高人逸士，今日真尚有其人吗？这就是徐复观与杨逵相识的开端。“后来向朋友们打听，才进一步了解他是日治下非常热爱祖国的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但他所热爱的祖国到了他的乡土时，却又和他万分生疏，只好在一个孤岛上和人世间隔绝了十年的岁月。等他再回到人间世时，已成为一身以外更无长物之人；只得向已经发了财的老友，借点钱来垦这一块荒地。”
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起的一番怀念》，原载《大学杂志》第81期，1975年；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35页。
从此，徐复观经常到东海花园，与杨逵不拘小节地闲话家常。杨逵的记忆里，徐复观先生来了，“看见我在劳动，就随手搬个石头，在我身边坐下来，天南地北地谈论。气氛一直是坦诚、友爱，互相关怀的。话题，是无所不包，包括一些问题，套现今的话说，包括了一些‘敏感问题’。”
同①，第17页。杨逵因为一纸《和平宣言》在绿岛坐牢的时候，每当看到囚舍背后山腹上所写的“信义和平”四个大字时，心里就无法平静：自己竟是为了中国人中间的和平与团结来这儿的！有时听杨逵在东海花园谈起心中这些无从解开的疑结，徐复观只是摇头，苦笑，叹息，却不曾说话，但杨逵知道，在徐复观忧苦的笑声和叹息中，他对于自己的坚持中国人之间应当和平的想法，是同情和支持的。
杨逵与徐复观在东海花园聊天的日子里，互以老友相称，从中颇多受益。杨逵因为日据时期受的是日文教育、国语说得不太好，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受到限制。现在从徐复观那里，杨逵知道了更多、更深刻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对历史、社会与人生有了更为深广的认知。有一次，心存感念的杨逵实在情不自禁，叫了一声“徐老师”。没想到，徐复观大为惊恐，坚决表示不敢接受杨逵对他的敬意。杨逵费了许多口舌，谈及人各有所长，若是徐先生要学莳花的技艺，也可以称自己是“杨老师”，徐先生才不那么用力反对。
徐复观对杨逵的命运遭遇，充满同情和关心，两个人之间，相交颇深。知道杨逵素有“放胆文章拼命酒”的性格，徐复观曾送杨逵好酒，杨逵也回赠过几次鲜花。徐复观几次想邀杨逵到东海大学寓所来喝酒，也几次自动地抑制了，因为担心会给彼此带来“麻烦”。徐复观虽然经常与杨逵聊天，但在周围某些人的窥伺下，说到一些“敏感”问题时，还需特别小心谨慎。看到杨逵手头拮据，徐复观曾热心地要招一个互助会，后来被杨逵婉言谢绝了。毕竟，这是戒严体制下的台湾，以杨逵坐牢十二年的政治犯历史和被埋没的现状，以徐复观敢于直言、不时触犯政权权力的性格，他们的频频交往在当时是犯忌的，所以也不时地被人窥伺。曾经有好长一段时间，徐复观先生的身影不再出现于东海花园，后来在台中街上相见，杨逵才知道，原来有人打了徐复观的“小报告”。徐复观先生后来为什么离开东海大学，杨逵始终不明白。他想过，会不会是因为徐先生常来东海花园聊天，触犯了政治禁忌，他才被逼走？徐复观后来也谈道：“我被东海大学撵出来的时候，很快便来到台北，没有机会向杨先生辞行。而杨先生住的地方，既没有街道，当然更没有门牌，想通信也没有办法。但这是我不能忘记的一位朋友，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作家。”
徐复观：《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起的一番怀念》，原载《大学杂志》第81期，1975年；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36页。
徐复观先生被迫离开东海大学后，他与杨逵虽难晤面，但颇多惦记与思念。1975年，《大学杂志》召开“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座谈会，杨逵因为有事不能到会，便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发表于《大学杂志》第七十九期。当时已经迁居香港的徐复观，读到杨逵的文章，感念至深，马上写了《由一个座谈会记录所引发的一番怀念》，发表在《大学杂志》第八十一期上。在这篇怀念老友的文章中，徐复观畅述他与杨逵的山野相识，东海叙谈，并给予杨逵高度评价。徐复观的这篇文章，也让杨逵感慨无限，日后经常重读，更“感受到他对朋友的仁慈、厚爱，也看出他对世间的不平、人类的苦难，永远是怀抱着那么大的同情和鼓励。”
杨逵：《沧海悲桑田》，原载《中国时报》1982年4月2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19页。
1976年，杨逵的《鹅妈妈出嫁》中译本出版，在序文中，杨逵提到了孙女杨翠以《这是卧薪尝胆的时候，不是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为题，参加学校演讲的事情。杨逵把这本书寄到香港，徐复观很快写信给杨翠，称赞她的演讲词写得好，对于演讲题目所阐释的时代背景，更是欣赏有加。以徐复观崇高的学界地位，却不惜在百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