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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钗钤尽Ｌㄍ宄す俟鹦被嵊�1945年11月23日公告，要求已发行的报纸二十日内办理登记手续，“到1946年1月底为止，光台北市一地的报纸加上杂志的申请登记者就有三十九家；到5月底为止，登记的报纸与通讯社共计二十一家。”
参见吴纯嘉：《人民导报研究（1946—1947）——兼论其反映出的战后初期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变迁》之第一章《日治时期到战后初期（1945—1947）台湾报业情形》，（台北）中央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99年7月，第55页。“民间与政府各机关单位竞相出版刊物的情况，持续到1946年上半年，也是杂志发行最为蓬勃之时期”何义麟：《战后初期台湾出版事业发展之传承与移植（1945—1950）》，《台湾史料研究》第10号，1997年12月，第5页。。据旅美台湾学者叶芸芸女士统计，1946年夏天，台湾以各种方式存在的报纸杂志，多达八十种左右；1945年至1949年间，台湾出版的期刊杂志有四十三种。
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台湾知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3—68页。这期间，台湾“知识分子的昂扬自信与文化界之生气勃勃，是战后初期台湾予人深刻印象的景观，也是台湾历史上，文化界难得一现的黄金时代。”
同①，第63页。
身为台湾文学园地的园丁，杨逵对文学刊物的创办一向情有独钟。杨逵战后初期的文学活动，在短短的三年半时间里，从创办《一阳周报》开始，杨逵光复以后自己创办、参与创刊和担任编辑的报纸期刊乃至出版社多达七种，其对战后台湾的文坛重建与社会改革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庆祝“一阳光复”，杨逵马上把自己在日据时期经营的“首阳农园”改名为“一阳农园”。意识到教育民众、唤起民众的迫切需要，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节衣缩食的杨逵于1945年9月购买了手转轮印机，准备创办新刊物。
1945年9月22日，杨逵在台中市创办了《一阳周报》，这是战后台湾最早出现的中日文合刊的刊物之一。它是一本三十二开的薄薄的小册子，用白报纸印行，每期二十四页，逢周六出刊，同年11月17日出版第九期后停刊。《一阳周报》在林幼春之子林培英和李崇礼之子李君晰的资助下，以刻钢板、油印的方式得以出版。当昔日农民组合及文化协会的朋友们来看望杨逵的时候，杨逵用誊写版出了第一期的《一阳周报》，并把它分送给朋友们，向他们提供讨论的素材。
杨逵创办《一阳周报》，旨在“介绍国父的思想和三民主义，把台湾建设成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模范省。” 杨逵：《我的三十年》，原载《联合文学》第1卷第8期，1985年6月1日。以介绍祖国的革命理想和文学作品为宗旨，传达了杨逵对于战后台湾的社会命运与道路抉择的强烈关注。
台湾光复以后，长期处在被奴役、受歧视的殖民地子民的地位，一旦得以挣脱，台湾智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使命感空前高涨，他们的济世情怀很快被三民主义的前景所吸引。“当时之智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三民主义》，满怀抱负与热情，努力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台湾’，比之日据时期，智识分子更形活跃。”叶芸芸：《试论战后初期的台湾智识分子及其文学活动》，收入台湾文学研究会主编《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63页。在言必称三民主义的光复初期，随手翻阅当时的台湾报纸，“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口号就会跃入眼帘。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前，各地知识分子热烈响应并参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也足以证明孙文的三民主义对台湾知识分子的号召力。1946年6月16日，由游弥坚、许乃昌、陈绍馨、林呈禄、黄启瑞、林献堂、林茂生、罗万、杨云萍、陈逸松、苏新、李万居等日据时期政治界、文化界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台湾文化协进会”，并创办促进两岸交流和台湾重建的刊物《台湾文化》。该会在成立大会宣言的结尾呼吁道：“建设民主的台湾文化、建设科学的新台湾、肃清日寇时代的文化遗毒、三民主义万岁。”
转引自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8页。
杨逵更是首当其冲。他是战后省籍作家中最活跃的左翼文化人士，也是最早意识到台湾回归祖国后与中国政治接轨的先行者。《一阳周报》自然成为最早宣传三民主义理想的有力阵地。
由于《一阳周报》大多已经散佚，人们多从仅存的《一阳周报》第九号《纪念孙总理诞辰特辑》（1945年11月17日发行），来透视其刊物之宗旨、内容与走向，以及杨逵本时期思想之脉络。这一期刊物，前后共二十四页，封面印有孙中山的照片，并刊载了本期的文章目录，其内容为：
纪念孙总理诞辰杨逵……2
纪念总理诞辰萧佛成……3
如何纪念总理诞辰郭泽如……4
纪念总理诞辰的感想陆幼刚……5
纪念总理诞辰的两个意义胡汉民……7
孙文先生传略（下）……10
中国工人解放途径（二）孙文……11
农民大联合（二）孙文……13
中国革命史纲要（三）孙文……15
三民主义大要孙文……18
犬猿邻组（下）杨逵……20
创造（二）茅盾……23
我们还注意到，1945年至1946年，《一阳周报》出版批发售卖的书籍有八种，而对孙文思想的介绍，成为其重镇，且看这份出版书目：
（1）《三民主义演讲》孙文著1946年
（2）《三民主义》杨逵编著1945年11月28日
（3）《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美）包尔·林百克著1946年
（4）《日文小说选》杨逵著
（5）《民族主义解说》金曾澄著1946年
（6）《伦敦遭难记》孙文著1946年
（7）《孙中山传》（美）包尔·林百克著
1946年
（8）《新生活运动纲要》蒋介石著1946年
从上述情形可知，光复初期的杨逵是那么热切地宣扬三民主义新中国，渴望把三民主义介绍给台湾的民众，以便更好地继承先生开创的伟大事业，把台湾建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杨逵发表于第九期《一阳周报》上的《纪念总理诞辰》一文，还特别冠以《纪念民族救星·民权斗将·民生总理·孙总理诞辰》的大字标题，从中体现的，正是杨逵以及同时代知识分子对孙中山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思想的崇尚。
事实上，杨逵对三民主义的接触与响应，早在东京留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当时是经由日文翻译来阅读，并由此打开了视野，了解到中国的国民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自决运动。日据末期，杨逵在首阳农场组织焦土会，排演《怒吼吧！中国》的话剧时，据其长子杨资崩回忆，杨逵曾以三民主义教育青年：
年轻的有志一同的朋友成立了焦土会，每周一次集会。宗旨是：宁愿变为焦土也不愿皇民化！共同研究时事、文学、三民主义。爸爸以手头仅有的一本三民主义原版书向年轻朋友们宣传并讲解三民主义。这本书是原台大教授中井淳先生从广东带回来送给爸爸的。
杨资崩：《我的父亲杨逵》，原载《联合报》1986年8月7日，第8版。
根据钟逸人的说法，《一阳周报》中刊行的有关三民主义的学术论著，是那时在台北帝国大学（现台湾大学）任教的法律哲学教授中井淳、金关丈夫二位教授，因为要离台，无法把他们所拥有的中文书籍带走，遂表示愿意把书送给杨逵。杨逵将此事告诉钟逸人并恳请帮忙，钟逸人便透过日本军部的关系，借了两部卡车，到台北土城载回了一卡车半的书，其中不乏宝贵的珍本。
钟天启（钟逸人）：《瓦窑寮里的杨逵》，原载《自立晚报》1985年3月29日；收入陈芳明编《杨逵的文学生涯》，（台北）前卫出版社1988年9月15日版，第307页。这本《三民主义》的原版书，还是日本教授当年从中国大陆华南各地的学校图书馆得到的。池田敏雄在1949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也曾记载当日他带着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到杨逵家里拜访，并将这些书交给叶陶，叶陶非常高兴；隔日，池田敏雄与杨逵又就三民主义相关书籍与小说的出版事宜进行了讨论。
池田敏雄：《战败后日记》，《台湾文艺》第85期，第186页。
由此可知，杨逵战后在《一阳周报》上宣传介绍有关三民主义的书刊，确曾仰赖于日本友人提供的资料。
《一阳周报》对三民主义理想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与光复后人必言三民主义的时代氛围有关系，也与杨逵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分不开。对于孙中山的大同理想、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及关注民生、民权、民治的政治路线，杨逵是以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姿态来接受的，其改造台湾社会的理想与孙文的思想内涵发生共鸣，这使他当时对三民主义充满信心：
今日台湾要建设“民有民治民享而均富”的三民主义模范省，就要切实记住孔子在“大同篇”所表现的福利社会的构想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也要切实记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教示。
孙中山先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却是继承孔子的大同思想，以达到均富，福利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惜又可恨的是，孔子的“大同篇”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却被历朝帝王当做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