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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共产主义。可惜又可恨的是，孔子的“大同篇”与“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却被历朝帝王当做装饰品，有的悬在墙上，有的写在书本里，至今四千多年未见其实现。以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为目标的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已经廿九年了，不可以再彷徨，应立即整备体制急赶直追。
杨逵：《“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与抗日运动”座谈会书面意见》，写于1974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90页。
基于此，一心一意要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的杨逵，马上行动起来：
战后我开设“一阳农场”，并发行《一阳周报》，我想宣传三民主义，印《三民主义》，但发生事件，没人要看《三民主义》，五千本都成废纸；朋友出了三万元，都成废纸。当时我对三民主义有“信心”。是因为国民党的第一天代表大会强调“扶助农工”，我在《一阳周报》予以介绍。
杨逵语，见《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访谈录》，原载《美丽岛》第3期，1982年10月3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22页。
从《一阳周报》第九号（1945年11月17日）同时刊登孙文的《中国工人解放途径》和《农民大联合》两篇文章，也可看到杨逵对农工问题的高度关切。
透过《一阳周报》的编辑方向，也可以看到杨逵在台湾光复初期的心理状态，以及他对中国政情的理解程度。据杨逵次子杨建回忆，光复后杨逵对国民党抱有很大的期望，二二八事件之前他跟叶陶都曾加入国民党。光复一年多后，官员贪污等事件不断暴露出来，后来又发生二二八事件，他就对国民党灰心了！没有再交党费，就自然退党了。事实上，杨逵对国民党当局逆三民主义路线而动的现象，早有警醒和担心。《一阳周报》第九期刊载的两篇文章，都触及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反民主的现象。例如邓泽如的《如何纪念总理诞辰》和陆幼刚的《纪念总理诞辰的感想》，在赞扬孙文的革命功业、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的同时，皆严厉地斥责了担负党国之责者，不但不能继承国父的伟大业绩，反而与三民主义背道而驰，陷党国于分崩残破之局，实在是愧对孙文与同胞。文章还呼吁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制裁独裁军阀，消灭革命障碍的残余，完成三民主义的建设。
光复一个月，当台湾还沉浸在“未战而得胜”的欢庆氛围的时候，杨逵已难能可贵地意识到中国的“惨胜”及其将来社会重建面临的困难情势。他没有盲目地拥抱三民主义，而是期待“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期待人们彻底解决民权、民生问题，努力新建设，“才能达到美满的社会”。
在这一期刊物上，杨逵以编者身份所加的按语，也表明了他对战后台湾的时局所怀有的忧患意识和清醒态度：
未战而得胜的台湾光复，虽是可庆可祝、总是因此若抱着中国革命为如桌顶拿柑 台湾话文，意谓“易如反掌”。之安易感，那就惨了。光复了后的新建设目前多难、民权民生的彻底解决尚有多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与主义的完善发展全挂在我们肩上。夙夜少刻都不可撒谎、不可偷懒、不可楷（按：“揩”之误）油、始终一贯以总理的思想、斗志及为人当做罗针自检自规奋斗，才得到达美满的社会。
杨逵：《编者按》，原载《一阳周刊》第9号，1945年11月7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11—212页。
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台湾民众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三民主义的热潮迅速消退，民众已开始用“三眠主义”来称呼“三民主义”。杨逵由朋友资助三万元印刷的五千本《三民主义》皆成废纸，创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理想受到沉重打击，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情绪可想而知。
总之，《一阳周报》对于三民主义的推崇与宣传，寄予了杨逵的社会理想，渴望台湾的战后重建，期盼着一种和平、自由、民主的社会新前景，杨逵以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
第四章 文坛园丁：杨逵的编辑生涯
三、1946：《和平日报》副刊及其编辑出版活动
1946年5月5日，《和平日报》在台中市创刊。
杨逵这一年的编辑生涯，主要围绕《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工作而展开，期间也贯穿了《台湾评论》的编辑工作与民众出版社的出版活动。
《和平日报》原为国民党军方报纸，由《扫荡报》扩充而成，总部设于南京。台湾版的《和平日报》由台中驻军《扫荡简报》改组而成，1946年5月创刊，但在系统上不受南京总社的指挥，而是直接隶属于“国防部宣传处”。该报社长李上根
李上根，浙江东阳人，抗日初期中央军校三分校十六期毕业，曾任军事记者及台中《扫荡简报》负责人。参见王思翔：《台湾一年》，收入周梦江、王思翔著《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2页。，以及后来来到台湾参与领导《和平日报》的陈正坤（改名陈洗）、张煦本等人，有意利用来台进步青年加盟，大胆揭露抨击陈仪当局施政，这除了以哗众取宠拉拢当地的文化人扩大实力之外，更隐藏了军方及国民党“黄埔系”同陈仪所凭倚的“政学系”之间的派系倾轧，企图利用民众对陈仪当局的不满情绪来制造舆论，以便取而代之。
李上根遂聘任大陆来的进步青年楼宪 楼宪，1908年生，笔名尹庚，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台中二中校长。为经理，又邀请大陆来台湾的进步青年王思翔
王思翔，笔名张禹，浙江平阳人，1922年生。1945年秋，因在杭州《东南日报》揭发平阳县县长贪污罪行，被指为共产党头目而逃亡。1946年春天来台，是中国民主同盟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地下活动时期的成员。出版通讯《台湾二月革命记》、通俗读物《我们的台湾》、杂文集《台湾旧事》、《从心随笔》等。以及表兄弟周梦江
周梦江，1922年生，原名周大川，浙江平阳人，与王思翔为表兄弟。，分别担任主笔和编辑主任。这三位文化人士于1946年一同赴台，均有左翼思想倾向。据周梦江在《台湾一年》中回忆：“当时我们名义上虽为国民党员，但楼宪早年参加‘左联’，追随过鲁迅先生。王思翔和我则是在家乡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而逃到台湾来的。因此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深为厌恶，对共产党较有好感。”
周梦江：《缅怀谢雪红》，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119页。
《和平日报》发行量约一万二千份，经费上也未能得到南京总社的支持，必须走“以报养报”的道路。为了争取社会读者与地方名流的支持，楼宪、王思翔、周梦江上任后，专程拜访了台中政治文化界的一些名人，诸如已息影家园的老一代社会运动家林献堂，市参议会会长黄朝清，市图书馆馆长庄垂胜和研究员叶荣钟，三民主义青年团台中负责人张信义，作家杨逵和张文环，实业家张焕珪等等。
《和平日报》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虽然是国民党军方的机关报，却能与具有台共身份的谢雪红合作，谢雪红借此机会安排身边的杨克煌、林西陆、蔡铁城等进入报社工作，以扩充其影响力。周梦江曾谈及这种情况：我们欢迎谢雪红的支持，报社绝大多数人员都是谢氏介绍的。如谢氏的助手以后出任台盟秘书的杨克煌，来到报社任日文编辑科长；一位曾在农民协会工作的林西陆出任副总经理。此外编辑、记者以至一般职工几乎全是谢氏介绍的，报社还聘请她为顾问。
就在此时，王思翔他们邀请了杨逵担任《和平日报》“新文学”副刊的编辑。杨逵加盟“新文学”副刊，是与他在大陆文艺界的文学声誉分不开的。其代表作《送报伕》于1936年4月被胡风收录于《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并在大陆文化界有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外省知识分子来台后，仰慕其名其文，纷纷拜访杨逵，杨逵也与他们之间展开文化交流。王思翔在《忆杨逵》一文中就曾提到，1946年春天他刚到台湾，便设法托人邀见杨逵。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王思翔等人来自大陆的左翼文化色彩，以及他们的办报动机和编辑理念，颇能引起杨逵的共鸣与认同。
《和平日报》创刊伊始，即开设综合性文艺副刊“新世纪”、青年专刊“新青年”、妇女专刊“新妇女”、纯文学专刊“新文学”、趣味性的“周末版”等副刊栏目。之后又陆续增加了“每周画刊”、“新时代”等等。《和平日报》的核心编辑们有意仿效上海《大公报》的“大捧小骂”策略，在社论和国内新闻处理上，尽量配合军方的反共立场，新闻电讯全部取自官方的“中央通讯社”，以保证不出大的“问题”；而在省内的社会新闻版和副刊栏目上，则以抨击时弊、揭露陈仪政府的专断腐败的指向，鼓吹和平、民主、繁荣的理想，力争成为民众喉舌为特色，这使得原本为军方报纸的《和平日报》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向，一跃而成为除《台湾新生报》之外的台湾第二大报。
周梦江、王思翔《台湾旧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4月版，第62页。今天看起来：
王思翔等人的真正动机则是鼓吹“民主思潮”，他们在副刊“新青年”、“新妇女”、“新世纪”与“新文学”从事这样的文化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