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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罗文学是为谁而写的问题，杨逵明确提出：“新的文学是劳工阶级的文学”杨逵：《新文学管见》，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7月29日至8月14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11页。，“从历史的使命来看，普罗文学本来就应该以劳动者、农民、小市民作为读者而写。”杨逵：《艺术是大众的》，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2号，1935年2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8页。文学艺术属于大众，“真正鉴赏艺术的是大众，只有少数人理解的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是掳获大众的感情、撼动他们的心魂的作品。”同①，第140页。
不过，杨逵没有把文艺大众化绝对化，普罗文学虽然是为无产阶级代言，但它并非只能描写无产阶级，而是要以劳动者的立场和世界观去书写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
台湾文艺联盟成立后不久，在文艺大众化的论争中，针对“大众”为何、“大众文艺”内涵等问题，杨逵与张深切、刘捷等人曾经展开了一场论辩。杨逵的“大众”，是指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即“第四阶级”；张深切的“大众”，则是相对于贵族阶级的市民阶级，也就是“第三阶级”。言及“大众文艺”，张深切认为它是具有市民阶级倾向的通俗文学，其作用在于娱乐大众；而杨逵则明确指出，“大众文艺”就是普罗文学，是以无产阶级立场来书写民众心声的文学。当它真正打动大众的时候，它就是最崇高的艺术。“捉住大众”的表现方法，这正是台湾新文学所面临的最迫切而紧急的任务，“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普罗文学就永远都是一种象牙塔式的存在，到最后都脱离不了博物馆式的存在。”杨逵：《写给“文评奖”评审委员诸君》，原载《文学评论》第3卷第3号，1936年3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45页。
杨逵的文艺大众化理念，从30年代创办《台湾新文学》致力于解决文学品质的提升和大众化等问题，到战后初期支持麦浪歌咏队，推崇“从人民中间来，到人民中间去”的文艺路线；从40年代末期加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的讨论，继续呼吁文艺大众化创作，到80年代前半期提出草根文学主张，深化与提升文艺大众化命题，在台湾左翼文化与文学传统的传承中，杨逵无疑是用毕生追求来维系这一传统的关键性人物。
第三，对“草根文学”的阐释与倡导，标志了杨逵晚年文艺理念的新发展与总概括。
进入80年代以后，杨逵虽然已是高龄老人，仍旧没有放弃他在夕阳窗下的文学思考。1982年8月22日，杨逵应邀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的文学活动。访美期间，杨逵于9月12日下午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草根文化与草根文学》的演讲；10月30日下午，杨逵受南加州台湾同乡会、台湾文学研究会之邀，在洛杉矶做了《压不扁的玫瑰花》的演讲。在这两次演讲中，杨逵首次提出了“草根文学”的主张。之后，从1983年4月发表《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到1983年11月发表访谈录《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终至1985年3月收入《压不扁的玫瑰花》一书的《“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可以说，杨逵是通过回眸台湾新文学的历史，观照台湾当下文坛的创作，融入自己毕生从事社会运动和文学事业的生命经验，来让“草根文学”的主张愈发成形、完善、坚定。杨逵毕生追求的“文学的社会性”、“文艺的大众化”、“评论的庶民化”等文艺理念，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以时代与乡土的汇合，达到新的提升和超越。
杨逵的“草根文学”理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意义。由农业战线上推动底层乡村工作的“草根大使”形象的启发，联想起自己当年充当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草根大使”经验，并有感于80年代台湾文坛“草根性”断失所造成的畸形现象，杨逵以一个世纪老人的眼光，更以一个毕生追求普罗文艺理念的文学家胸襟，明确主张“草根文学”理念，大力疾呼今天“文化的草根大使”来一次热热烈烈的再出发。
杨逵如是说：
我希望文艺创作或文化都应该效法农业上的“草根大使”，利用各种带有“草根性”的场所举办集会、交流经验、体验生活，把作品扎根于乡土。我们不要宫廷文学、不要贵族文学。《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访人道的社会主义者杨逵》，陈春美访问，原载《前进广场》第15期，1983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68页。
草根文学的理念，与80年代台湾过于“纯”的“纯文学”是针锋相对的：
所谓“纯文学”，可以说是文学作者的象牙塔，它的弊病是：第一，“纯”技巧的炫弄；第二，使用的语言与现时社会不合；第三，强引入外来观念，不能够贴切反映此时此地一般人的意识内容。七十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运动，曾经对这些毛病作过不少的针砭。我愿更彻底地提出“草根文学”的主张来。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00—201页。
何谓草根文学？杨逵对其概念性质要点作了全面界定和阐释：
所谓草根文学，简单地说，就是将我们日常生活中周围所发生的实际状况真实地描写下来的文学，也就是要反映真实的人民生活与社会状况的文学。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8页。
“草根文学”要点何在？杨逵的认知简洁而明确：
第一，使用通俗的语言，平实的技巧，让一般识字的人看得懂，念给文盲也听得懂。
第二，情节要带有趣味性，能够吸引读者有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第三，取材于一般人日常生活，反映时代的社会事实，健康的，能振奋人心的。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01页。
如何才能实现“草根文学”？杨逵从“草根作家”、“草根文化”、“草根政治”三个层面上提出建言，颇有建设性地描绘出文化蓝图，藉以阐发杨逵及其这一代新文学作家毕生为之追求的文学理想。杨逵如是说：
我要鼓励所有写作者“多多下乡，并且多多参与劳动，实际跟土地接触，跟群众接触”，这样才能避免在象牙塔里幻想，与实际现实脱节现象发生，这样的真实生命、真实感触的作品也才能获得读者大众的共鸣与接受。杨逵：《台湾新文学的精神所在——谈我的一些经验和看法》，原载《文季》第1卷第1期，1983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9页。
文学作者与其坐待“认同”，不如主动出发，做个“文学的草根大使”，跨出自己的斗室，走入群众中，并且动员漫画家、民谣家、雕刻家、舞蹈家等，配合各种艺术形式，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走动、宣传，来唤起群众的兴趣。这是从文学扩展到整个文化层面，必须这样实践做去，“草根性”才能往下扎根、落实。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02页。
具体到草根文化的实践途径，杨逵从自身的经验，到民间的记忆，多方面发掘了来自乡土台湾的民间文化艺术资源，并在此基础上，特别提出了“文化村”的理想。杨逵晚年梦寐以求的，是能够在东海花园的土地上创建一座“文化村”，让文学家在这里写作，并用“演出”的方式发表自己的作品；让民谣家演奏自作的曲子，并广为录音、传播；让雕塑家的创作，画家的写生，激发更鲜活的艺术教学，唤起民间的人群和年轻朋友们的艺术创造兴趣。然后，办个实验剧场，让各种艺术家通力合作，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在杨逵的心目中：
“文化村”的理想，是‘理想社会’的一个小模型。让每一个人体会自己的创发性：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便是这个社会的‘头家’”。同①，第204页。
从文化的“草根性”联想到政治的“草根性”，杨逵认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完全可以和“草根文化”活动相结合，诸如通过在各乡镇创设“草根机构”，兴办各种形式的来自民间的文学艺术活动，“在平常日子中扎根、落实，结合各种文化活动，在‘育’‘乐’之间，把民主自由的种子散到每一个角落去！”“要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快乐、和平的新社会，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民主政治需要把‘民主’，确确实实落实了它的‘草根性’，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压不扁的玫瑰花》，（台北）前卫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05—206页。
总的看来，杨逵的一系列文学论述，从30年代的“文学社会性”、“文艺的大众化”主张，到光复之后的台湾新文学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