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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看来，杨逵的一系列文学论述，从30年代的“文学社会性”、“文艺的大众化”主张，到光复之后的台湾新文学重建思想，再至80年代的“草根文学”理念，它蕴含了杨逵从一个奔突呐喊的普罗文学家，到作为“人道的社会主义理想家”的精神历程，寄寓了杨逵旨在构建台湾新文学史上文学批评理论、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也不言放弃的全部努力。在上述文学理念的演变中，文学的写实精神、时代色彩与广泛的人民性，以其一脉相承的精神血缘，成为其永远不变的生命内核。
第五章 文艺批评：杨逵的理论战场
二、文学评论：从文学标准到批评实践
1937年7月，当时正在日本的杨逵与《植有木瓜的小镇》的作者龙瑛宗，经《日本学艺新闻》杂志社的安排，首度在东京会面，并讨论了台湾新文学相关之种种。有感于台湾新文学批评环节的薄弱，龙瑛宗建议杨逵：“我想你应该做一点评论。因为实际上台湾似乎没有像样的评论家。你如果用评论来领导台湾的作家……。”杨逵：《谈台湾文学——〈植有木瓜的小镇〉及其它》，原载《日本学艺新闻》第35号“台湾文化”特辑，1937年7月10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42页。从这段对谈可知，30年代台湾文坛上的杨逵，在龙瑛宗这种有成就的作家心目中，足以能够担当“用评论来领导台湾的作家”的责任。
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杨逵的文艺批评始终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他对文艺批评寄寓殷切的希望，期待着“一出现值得瞩目的作品，评论家便展开研讨争论，这种检讨论争是我们日后发展的一个理论的方向。”杨逵：《台湾文坛一九三四年的回顾》，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1934年12月；收入《杨逵全集》（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21页。无论是在文坛批评的活跃期，还是面对批评现状的沉寂，杨逵都不断地激扬文字，挥洒热辩，为文学批评的振兴鼓与呼。杨逵的文学批评往往置身于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现实场域，以文学现象的具体考察和作家作品的针对性评论为出发点，始终坚持“评论的庶民化”路线，深入浅出，切中时弊，又不乏文艺理论高度的观照。文章字里行间所跳动的，是特定时代的文艺脉搏；其中贯穿的，是杨逵的普罗文艺观在批评场域的实现。
杨逵的文艺批评，首先针对文坛评论的弊病而发言。3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文学批评时弊的集中表现，一是喜欢搬弄流行词句术语的概念式批评，整篇评论不知所云；二是过度讲究细节的肢解式批评，沉溺于雕虫小技，重视咬文嚼字，让文学批评失去了内在的精神和生命的活力；三是脱离大众鉴赏视野的书斋式批评，导致文学评论过于偏重知识分子，进入“桌上文学评论”的狭小天地。而对于40年代台湾文学的过渡期来说，批评界的沉寂与滞后反应，以及一味否定式的发泄式评论，则是影响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直面文艺批评界的现状，杨逵针锋相对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融入了他对于文艺批评标准、文学评论的道路、文学评论的作用，以及评论家、作家、读者的互动关系等一系列命题的思考。在杨逵的批评视野中，他坚持这样的观点：
批评家或者作家在批评、分析一部作品的目的，应该是追究该作品主题的社会性、主题发挥的程度、读者的反响、或者未得好评的原因，来作为自己或别人创作时的参考，同时提高读者的水准。杨逵：《文艺批评的标准》，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4号，1935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69页。
这里所说的“评论”，不应该是时下流行的这种发泄式的言论。评论必须能够具体地剖析现有的作品，能够给予作品好的引导。我们所期待的是这样的评论，……期待它“振兴萎靡的台湾文学，更新台湾文学，唤醒台湾文学，进而开创新局面。”杨逵：《绝不贫乏——谈时下的台湾文学》，原载《兴南新闻》，1942年5月11日；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5页。
在文学评论与大众的关系上，杨逵认为，我们除了关注批评家的观点外，更应该特别倾听一般读者、劳动者和农民的声音。杨逵如是说：
现在的文学评论过于偏重知识分子，应该多为劳动者而写。我也认为这才是普罗文学评论的正确道路。而且只有选择这样的道路，才是扭转时下风气的惟一途径……也是打破文坛文学的不二法门，让文学回归到真正艺术的道路之惟一的方法。杨逵：《艺术是大众的》，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2号，1935年2月；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139页。
在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上，杨逵尖锐地提出：是作品的存在为了批评家，还是批评家的存在为了作品？他认为，“好的作品会激发评论家的热情，好的评论能给作家好的影响，两者之间具有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杨逵：《台湾文学问答》，原载《台湾文学》第2卷第3号，1942年7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4页。他相信，“有生气的评论必定能够唤起文学创作、诗、电影、美术、音乐等各部门的活力。”杨逵：《推出中国的杰出电影〈人道〉》，原载《台湾新闻》1935年9月5日；收入《杨逵全集》第9卷（诗文卷·上），（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357页。所以，文学评论在启发文坛时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吸引读者大众关心阅读台湾文学作品方面所发挥的引导作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
基于上述认知，杨逵的文艺批评，又多在具体的文艺作品评论中展开，与台湾新文学的创作实践密切相关。从《送报伕——杨逵君的作品》所做的作者自审，到面对《台湾文坛——九三四年的回顾》这种高屋建瓴的俯瞰；从《推荐中国的杰出电影〈人道〉》，到《新剧运动与旧剧之改革——〈锦上花〉观后感》；从对《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夜猿》等台湾文学创作的评价，到以日本作家坂口子小说《郑一家》为解读对象的批评，特别是在台湾总督府全面禁止报刊使用汉文、封锁中国大陆文化传播的背景下，杨逵对大陆作家肖军小说《第三代》的热情评论，都让人看到他的文艺批评与台湾文坛创作现象之间的感应和共鸣。杨逵的文艺批评实践涉及小说、电影、戏剧、美术、文艺杂志等多种题裁，拥有台湾、大陆、日本的文学界的创作视野，可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别发挥了文学评论的鼓与呼力量，并在创作与批评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作用。
第五章 文艺批评：杨逵的理论战场
三、文学论争之一：关于“粪便现实主义”
自30年代登上台湾文坛以来，杨逵的文学生涯就不断经受前沿文坛的风风雨雨，大大小小的文艺论争也构成了他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3年关于“粪便现实主义”关于“粪便现实主义”，有“粪写实主义”、“狗屎现实主义”、“粪便现实主义”三种翻译。本文采用《杨逵全集》中“粪便现实主义”的翻译。的论争，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同时，加紧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1940年1月，由日本作家西川满、矢野峰人、滨田隼雄出面，打着纯文艺的旗号，在文学社团与刊物几乎空白的情形下，拉拢诱惑一些台湾作家参加台湾文艺家协会，并发行《文艺台湾》。西川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文学”的总代理，旨在将《文艺台湾》办成殖民当局政治需要的御用团体与杂志。而曾经参与创办《文艺台湾》的台湾作家黄得时和张文环，后因反感于西川满的独裁作风与《文艺台湾》的“皇民文学”色彩，毅然退出台湾文艺家协会。他们于1941年5月成立启文社，创办《台湾文学》，重新凝聚了杨逵、吕赫若、巫永福、龙瑛宗、杨云萍、吴新荣等作家的创作。《台湾文学》作为能够曲折传达战争期台湾同胞心声的文学园地，其写实主义的路线与西川满《文艺台湾》那种唯美、御用路线形成鲜明对立。
1943年4月，西川满为总干事的“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以文学宣扬皇民精神”为基调。同年11月，台湾文学奉公会在台北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以文学杂志必须接受言论统治为会议结论。面对西川满“献上文艺杂志”、“服从战时配置”的废刊要求，黄得时、杨逵等人曾正面反弹，全力抗争，会场氛围一时紧张肃杀。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台湾文学》最终还是被强令废刊。遭逢这样的时局，台湾的各种民间文化团体渐次被收编成一元化的组织，成为动员“国民精神”的宣传机构。
在战争期的台湾文学格局中，西川满靠着协力国策而一再取得文坛领导地位，不断地掌控话语霸权以及支配文学资源，并于1943年挑起“粪便现实主义”事端，由此引发台湾新文学界与日本御用文人之间展开一场针锋相对的文艺论战。这场论战的发生并非偶然，正如学者柳书琴所言，它是“亲官方立场的日人文学者有意与台湾文学者奉公会的文艺统制政策呼应，对台湾文坛进行更彻底的统制，因此导致本土作家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