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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逵反驳说，作者为了顺应自己的思想的进展，以及客观时事的变化，自然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他认为：
1．在未死之前，我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一直在成长。
2。为了发表，如果当时说得较激烈些，根本无发表的机会。
3．为了使现代的读者更加了解我作品中的精神，所以有必要修改。王丽华：《关于杨逵回忆录笔记》，原载《文学界》第14集，1985年5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集（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77页。
其实，中日文两种版本的存在，让我们既能看到殖民地台湾时代作者的惨淡经营、曲笔写作，由此凸显那个时代作家创作的历史语境；同时又能看到杨逵的思想理念与文本叙事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轨迹。这种对照式的版本阅读和研究，或许更能让人把握杨逵的创作全貌。
2．写实主义的小说叙事。
杨逵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写实主义特质。从取材方向上看，“每一篇都是日据时代到处经常可以听见看见的事，除了《种地瓜》和《模范村》以外，其余大多是我亲自经历过的。”杨逵语，转引自基聪：《硕果仅存的抗日作家——杨逵》，原载《育才街》（台中一中）42期，1975年；收入杨素绢编《压不扁的玫瑰花——杨逵的人与作品》，（台北）辉煌出版社1976年10月版，第182页。这种小说素材的亲历性，使其作品打上了某种自传的色彩。可以说，杨逵笔下的作品，篇篇都有自己生活的影子，句句凝结着生活的真情。《送报伕》中的杨君，带着杨逵漂泊东京时“九工一读”的生活经验；《归农之日》让人看到的，是台湾社会运动挫败时杨逵带着妻子儿女四处流浪的经历；《难产》所写的，是杨逵与叶陶在小说与孩子双重难产困境中的挣扎；《萌芽》一篇，杨逵目睹许多被拘禁爱国志士的家属沉痛颓丧，意在安慰激励这些眷属，坚强起来，面对新的现实奋斗；《鹅妈妈出嫁》、《泥娃娃》都有杨逵首阳农园的生活背景；而《种地瓜》这样的素材，虽然不为杨逵亲身经历，也是当时社会常见的，杨逵曾想：万一有一天我也被抓去当所谓“东亚共荣的皇民战士”，我自己在前线的饥饿中吃蚯蚓过活无所谓，可是家中弱小的子女怎样生存？从这种素材的选择可知，杨逵的小说完全植根于生活的底层，所有的小说经验都是他人生经验的艺术化。
与这种强化的写实特质直接相关的，是杨逵小说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是杨逵小说中出现最多的人称选择。“我”奔波于东京报馆；“我”为艺术的难产而苦熬，为文学的呐喊而写作，为坚守孤竹君之志而劳作；“我”走在归农路上，“我”开垦出美丽的首阳花园……“我”的身影无处不在。第一人称“我”的直接介入，既是小说发展的核心人物，也是观察世界的见事眼睛，它把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真实力量带给了读者，有一种原生态的美感。
3．写实土壤中的象征意蕴。
杨逵小说中的写实，并非那种一味趋实的生活摹写，而是融进了他对社会人生的美好理想和人文情思，融进了源自生活本身的一种浪漫气质和审美情趣，表现在文本的叙事面貌上，就是具有象征小说意象的营造。
杨逵运用象征手法，创造了为数不多的意象，且主要在于花草意象。这种情形与杨逵两度归农，开垦首阳花园与东海花园的生命经验密切相关。这使他笔下的花草意象，来自于大自然的美好赋予，源自于作家自身的生命感悟。
这种花草意象的典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征了“欺负善良的恶势力”，如《鹅妈妈出嫁》中的野草牛屯鬃；另一种是象征了与邪恶势力坚决斗争的正义力量，如《春光关不住》中的“压不扁的玫瑰花”。
《鹅妈妈出嫁》里的牛屯鬃，根须又密又长，每拔起一丛都会带出几株花苗，非费很大的力气和不少的牺牲是铲除不掉它的。“我”用尽全身力气拔，“我”叫来孩子父子俩合力拔，终于把牛屯鬃拔了起来，这时的家人，“好像是尽了心机和力气之后，终于把欺负善良的恶势力除掉的那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而欣然大笑。”杨逵：《鹅妈妈出嫁》，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6页。
这里，牛屯鬃与恶势力相对应，拔草与除害相对应，恶势力的顽固、棘手，使得除害的斗争格外艰难、且充满牺牲。所有这些，是花园劳动的实写，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喻写。
《春光关不住》写光复前夕，行将灭亡的日本侵略者强征劳力修工事，娃娃兵和老师都被派上工地。娃娃兵林建文从水泥块下发现了一株被压得扁扁的玫瑰花，便想方设法将其送到姐姐那里，让这株玫瑰开出美丽的花朵。
选择玫瑰花的意象，用来象征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用来寄托人民对和平、美好与爱的珍视，是“因为一般人普遍对玫瑰存有好感，玫瑰代表和平、代表爱，可是玫瑰本身却也多刺，只要好好的施肥、灌溉，玫瑰会开得很漂亮，可是如果你要任意摧残它，它也会用自身的刺来保护自己。”杨逵语，见《追求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访人道的社会主义者杨逵》，原载《前进广场》第15期，1983年11月；收入《杨逵全集》第14卷（资料卷），（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270页。
上述意象的运用，透过表层事象暗喻表现作品的深层寓意，不仅带来艺术上的含蓄内蕴，也可避开特定年代的政治环境制约，让心底的声音得以曲折地传达。
4．简洁明朗、幽默生动的叙事语言。
杨逵小说写实风貌的构成，也得力于他特色鲜明的叙事语言。
鲜活、真实的生活，是杨逵发掘不尽的语言宝库；而写实作家强烈的思想倾向，又使这种语言带有鲜明的情感色彩。作为一个在社会运动中奔波呼号的斗士，一个在饥寒惊扰中维持写作生命的作家，一个在耕读生活中坚守理想的农园“隐士”，杨逵对文学语言的选择，是以大众化、生活化为标准，那些歌功颂德、无病呻吟、空洞梦幻的美文是他所摒弃的。来自生活本身的语言，往往以它坚实的质地、明朗的色彩，简洁的力量出现在杨逵笔下，且照样表现出美好生动的思想感情：
种花的人都像天下的父母，谁不想把他们养的花栽培得既茁壮又漂亮！杨逵：《鹅妈妈出嫁》，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5页。
围观着鸭子们的表演的孩子们却直乐得手舞足蹈，比看马戏还要高兴。同①，第128页。
在草地上，公鹅走了一步，母鹅也跟着走一步。有时候碰着屁股并排走着，就像要好的新婚夫妻的散步一样，甜蜜蜜的。同①，第130页。
添进是个倔强的青年，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用力把着犁柄，不停地挥着鞭子，吆喝那条老水牛。他仿佛不曾听见父亲的叫唤，连头也不转动一下。只是焦灼地仰望着白云半遮飘的天空。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36页。
公路上，从早到晚，汽车络绎不绝地在奔驰着，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满身都是污泥的孩子们，每天看到这些漂亮的车子在公路上如飞的奔跑，都高兴地呼喊着：
“摩托车，自动车！”
“鹿咯马，蕃仔骑！”杨逵：《模范村》，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38页。
杨逵的叙事语言，还多采用幽默讽刺的手法，从殖民当局的奴化政策与台湾现实的极度错位中，来推展出颇具政治讽刺意味的生活图画。诸如，在日本侵略者鼓吹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下，一心研究“共荣经济理论”的林文钦，却是咯血而死，家破人亡的“不荣不存”（《鹅妈妈出嫁》）；那个被官方展示为样板的“模范村”里，竟是农民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悲剧。小说还写到为了严格执行“皇民化”规定，村民们被迫供奉日本式神牌，而把妈祖、观音的佛像藏在肮脏的破家具堆里。作者用幽默的语言写村民拜妈祖的情景：
但是，不拜菩萨他们是无法安心过日子的，因而常常把佛像从肮脏的监牢里解放出来，悄悄的流着泪，提心吊胆的焚香礼拜。在这严肃的礼拜中，偶尔听见皮鞋声音一响，便又慌忙地一手抓着佛像的手，一手捏熄线香，匆忙把它藏到床下草堆里去，可怜的观音妈祖竟毫不叫屈。同①，第288页。
辛辣的嘲讽，含泪的幽默，由此可见一斑。
第七章 戏剧天地：以舞台演绎人生
戏剧，是杨逵不可或缺的文学创作领域。借舞台小世界，演绎人生百态，世间万象，杨逵的人生理想与文学观念在其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杨逵的戏剧创作主要集中于日据时期和绿岛时期，他一生共创作了十八个剧本。日据时期采用日文创作，公开发表的有《猪哥仔伯》、《父与子》、《扑灭天狗热》，以及改编自俄国剧作家特洛查可夫的《怒吼吧！中国》等四部剧本。另有一部标明写于“首阳农园”稿纸上的日文剧本《都是一样的啊！》，应当是未曾发表的遗稿。绿岛时期创作的十三个剧本，皆为中文写作，且属于作者生前不能在公开发表的“出土作品”。杨逵在蒙冤入狱、囚禁绿岛的日子里，仍然以十三部剧本惊人成绩，提供了戒严年代里潜在写作的典型个案。杨逵生前，这些剧本虽然被长期埋没于“地下”，杨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