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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不肯屈服的母亲形象，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概括和写照。
《送报伕》中的母亲，是一个决断力很强的女子。她那么爱自己的孩子，一想到孤苦零丁飘泊在东京的儿子，“胸口就和绞着一样”。但是当乡下的大子儿当了巡查，开始欺压乡邻的时候，母亲马上把他赶出去，与他断绝了关系。当丈夫为抗议日本人掠夺土地而被殴伤致死、两个小孩子又相继夭折的时候，母亲是以自杀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个殖民地社会的最后抗议。她留给东京求学的儿子的遗书，更是字字血泪，掷地有声：
我所期望的惟一的儿子……
我惟一的愿望是希望你成功，能够替像我们一样苦的村子底人们出力。
村子里的人们底悲惨，说不尽。你去东京以后，跳到村子旁边的池子里淹死的有八个。像阿添叔，是带了阿添婶和三个小儿一道跳下淹死的。
所以，觉得能够拯救村子底人们的时候才回来罢。没有自信以前，决不要回来！要做什么才好我不知道，努力做到能够替村子底人们的出力罢。杨逵：《送报伕》，收入张恒豪编《杨逵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48页。
杨逵小说中的妻子形象，在《难产》、《归农之日》、《鹅妈妈出嫁》等小说中多有表现，尤其《萌芽》一篇，通过妻子写给狱中丈夫的三封信，将一个独自带着幼儿垦荒种花、等待丈夫从狱中归来的妻子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妻子用自己双手创造生活的勇气，她在逆境中与丈夫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爱情，她的乐观情绪和对未来的期许，都让从事社会运动而坐牢的丈夫获得巨大的人生支持。这其中，人们看到的是台湾新女性的成长，新型的家庭模式的塑造。
第四类人物塑造：儿童形象与未来意识。
杨逵的小说世界里，儿童形象实际上是很耐人寻味的角色塑造。它或是成人世界的一种补充，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孩童世界，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小孩子的形象，往往作为杨逵揭露和抗议殖民统治的一种借镜，让人们从孩提角度看殖民地台湾的不公不义，更突出了弱者的悲哀。那个敲着空米桶不停喊饿的小女孩守俄（《难产》），那个因为父亲生病、家庭重压而失去了笑容的小伙计生旺（《不笑的小伙计》），还有那群受战时体制影响、做泥娃娃互相开仗的孩子（《泥娃娃》），都让人们看到了殖民地孩子的一种生存真相。
但更重要的是，杨逵特别写出了孩童的世界，并在其中寄托了一种未来期待，一种乐观情绪和希望前景。《顽童伐鬼记》将一群小孩子惩治恶人、“伐鬼”有方，终于赢得了安心玩耍的场所的故事，写得生动曲折；《鹅妈妈出嫁》的背景虽然是战争气氛高压、物质生存条件极为匮乏的年代，孩子们养鹅、爱鹅、护鹅的童心童趣却依然生动活泼，令人心存希望；《公学校》通过公学校的台湾孩子和小学校的日本孩子的一场群殴，让屡受责罚的殖民统治下的孩子们喊出了“打倒臭狗学校”的口号，从平凡的生活场景见出了新一代的抗争和成长。杨逵在孩子们的世界里，有意撒下一些希望的种子，等待她来年的发芽、生根、开花、结果。孩子是社会的未来，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希望。杨逵在困境中苦苦坚守的，是这样一种未来期待：
只要我不满的现况不从世上消失，无论怎么艰苦都不该抛弃笔杆的。即使是难产，谁敢断言就不会生出生龙活虎般的健壮的孩子呢？不，历练了暴风雨，这些孩子才会更坚强地冲向光明吧。如果下一代不能成功，就让第二代、第三代再接再厉吧——杨逵：《难产》，原载《台湾文艺》第2卷第1号至第4号，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收入《杨逵全集》第4卷（小说卷·Ⅰ），（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1998年6月版，第234页。
第五类人物塑造：“四脚仔”、“三脚仔”形象与殖民意识。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地位，造成了殖民地台湾扭曲的人际关系。以一个地方基层而言，在日警→地主→走狗→佃农之间，形成了层层压迫和制约的关系。杨逵对殖民者、压迫者丑恶嘴脸的勾勒，又以“四脚仔”、“三脚仔”这类人物形象的描摹用力最多。
凡是从日据时期走过来的人都会知道，“四脚仔”、“臭狗”这类称呼，正是日本殖民者的代称。在殖民地台湾，日本警察往往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代表人物。他们以法律的化身自居，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直接体现了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强权政治、经济剥夺、法律不公、教育差别等一系列压迫。而日本产业公司的老板、工厂主、校长、公医等人物，多是这个阶层的延伸，他们与日警合谋，共同代表殖民者的利益。在杨逵笔下，那些逼着乡民低价“卖地”的山村经理、警察分所主任（《送报伕》）；嘲笑、“欣赏”自杀农民尸体形状的左藤警长和井上公医（《死》）；因为强迫百姓修路、建沟、修铁窗栏而升迁的木村警长（《模范村》），还有《鹅妈妈出嫁》里那个强行夺取孩子们心爱的母鹅的医院院长，以及《顽童伐鬼记》里凶神恶煞、常常唆使恶犬扑咬儿童的工厂主，他们都是殖民主义政策的直接体现者、实施者，也是殖民利益的拥有者。这样的日本人往往被台湾老百姓称为“四脚仔”、“臭狗”。杨逵小时候，在家乡台南一带，就流传有这样的歌谣：“花はせんだん，田舍は警察官”，即最野香的花是苦楝，最野蛮的人是乡下的警察官，由此可见日警形象的蛮横以及台湾老百姓对他们的仇恨。
“三脚仔”的形象，是杨逵小说着力嘲讽和批判的一类人物，这群有着奴才嘴脸的无耻走狗，往往是殖民地台湾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为了换取金钱和地位，自然会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摇身一变，充当日本统治机器的乡长、村长、巡查和御用士绅，帮助日本人压迫自己的同胞，助纣为虐，成了民族败类。《模范村》里与殖民者同谋的大地主阮固，《送报伕》里充当日本人帮凶的陈巡导、林巡查，《鹅妈妈出嫁》里替当权者帮腔的王专务，以及《犬猴邻居》中，那个经常咆哮百姓的管理人阵辉，那个霸道贪吃、克扣百姓配给物品的甲长刘通，都是这一类殖民者帮凶。此外还有一些趋炎附势的青年人，被殖民当局所奴化，一心想做日本的皇民，忙不迭地改日本姓名，穿和服，讲日语，学日本习惯，惟恐不像。但结果怎么也学不像“四脚仔”的日本人，只能落得个“三脚仔”。如同那个改换日本姓名、以学做日本人为荣的富岗，在台湾人看来，他早已变成了“厚颜无耻的鹰犬”（《泥娃娃》）。
总之，杨逵小说世界中经常活跃的这五类形象，构成了殖民地台湾社会关系的人物谱系。循着它一路走过去，你会发现杨逵的许多社会理想和审美方式，都真实而生动地复活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这在较多重视生活事件铺陈的20世纪3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第六章 小说世界：以文学见证历史
三、风格呈现：写实主义的叙事方式
杨逵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涉及多种层面，有其丰富的内涵构成。
1．文本修改中的叙事演变。
阅读杨逵小说，首先涉及一个版本改写的问题，它与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仍然有着关联。
杨逵多数小说写于日据时期，其作品主题又以强烈的反抗主题为指向，这种创作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往往不能直言发表，而更多以曲笔传达心声。杨逵作品曾几度被查禁，这种情况使他的写作常常意犹未尽，叙事表达的畅快受到诸多制约。加之这些作品多为日据时期里的日文写作，战后重新以中文发表、出版的时候，就面临着翻译修改的问题。从日据时期→光复时期→戒严年代，这漫长岁月里，政治环境变幻不定，杨逵本身命运也在起伏跌宕，如何应对政局嬗变，以保持创作生命的延续呢？在不同时期重新发表和出版过去写作的小说，是原封不动，还是发掘创作初衷，还原自己想写的文字，这都成为研究杨逵创作演变的重要切入点。事实上，杨逵的《送报伕》、《泥娃娃》、《鹅妈妈出嫁》、《萌芽》、《犬猴邻居》、《模范村》等重要小说，都存在版本的修改演变问题。在其手稿与发表稿之间，中文版与日文版之间，不同的版本所印证的，正是杨逵的崎岖的心路历程。
对于杨逵版本的修改和演变，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作者本人的态度十分明确。第一，杨逵提醒人们，要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来阅读作品。诸如1944年以日文发表的《犬猴邻居》，当时作者曾注明，在全岛都以“实践”无私奉公精神为风气的背景之下，他却写出表现乡村管理者克扣配给猪肉和布匹的犬猴相争事实，是大逆不道的。这其中的曲笔隐情，再加上作品极具反讽色调的描写，我们应当能够觉察。1945年光复后，《一阳周报》以中文版本发表《犬猴邻居》时，作者在小说后记中特意声明：
这篇作品，是两年前写成的。为了避开严密的检查制度，曾经费了一番惨淡的苦心，却终于没能逃避得了，而被禁止发表。在自由的青天白日底下，大概有一点好笑吧！可是请诸位用那种心情来读读看！杨逵：《犬猴邻居·后记》，《一阳周报》第9号，1945年，第22页。
第二，杨逵强调作者对自己已发表作品的修改权利。
日本塚本照和在比照《送报伕》的中日文版本时，发现光复后出版的中文版增补许多抨击殖民政权的内容。塚本认为如此增补修改，是一种不忠实原作的做法。
杨逵反驳说，作者为了顺应自己的思想的进展，以及客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