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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在台湾民族运动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头。
1927年，在杨逵个人的生命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新的起点。
从社会形势来看，一方面，台湾的工农运动在台湾文化协会的大力鼓动下，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北门、新营、大化、二林、桃园等地的农民组合支部纷纷成立，全岛性的多行业工人罢工浪潮也此起彼伏。台湾农民组合在当时颇具力量，拥有两万多会员、十多个支部的阵势，本部设在台中，农民运动的矛头主要是对抗日本人。
另一方面，随着多种世界性政治文化思潮在台湾文化协会内部的逐渐滋长，原本以民族自决主义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1927年1月3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公会堂举行临时总会，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分裂成两派。其右翼以民族主义派林献堂、蔡培火、蒋渭水为代表，他们认为台湾应以民族运动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借以与资本家相抗衡，因而主张采用合法手段，在不触犯日本宪法的前提下，改良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一派宣布退出文艺协会，另组台湾民众党。其左翼以社会主义派连温卿、王敏川为代表，成立了“新文协”，并主持日后工作。他们认为台湾资本主义不可能独立发展，主张将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强调以阶级运动作为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政府斗争的主线，并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惟一目的，推行阶级运动，争取台湾的民族解放，以达成阶级解放的目标。台湾文化协会在内部的矛盾斗争和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下，从1927年的分裂到1931年底濒临瓦解，这使台湾抗日民族民主政治运动的发展，开始面临着从高潮走向低落的变化，革命队伍也经历着分化重组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的台湾社会运动发展的转捩点上，杨逵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家园，开始了一个文化斗士为理想而奔走呼号的革命生涯。几乎是一踏上台湾的土地，杨逵就马不停蹄地投身到农民运动的浪潮中去。在台北的文化协会认识了连温卿，随即参加“文协”举办的民众演讲会，巡回各地进行抗日民族思想的宣传工作。
不久，杨逵在台中与农民组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赵港相会，由于志同道合遂组织研究会。之后，杨逵屡接简吉电报，造访简吉于凤山农民组合，在此认识叶陶，开始了他生命与感情的另一纪元。
1927年10月，杨逵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同年12月5日，起草台湾农民组合第一次全岛大会宣言，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十八名中央委员会中的五位中常委之一。全力以赴投入农民组合运动的杨逵，在拥有两万五千会员的台湾农民组合中，后来成为其政治、组织、教育三个部门的部长。他以天不怕、地不怕的形象，出入于社会运动斗争的前线。
1928年2月3日，台湾农民组合组织了特别活动队，杨逵负责政治、组织、教育等方面的重要工作，并担任竹林争议事件负责人。同年，他又受聘于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台湾大众时报》，后因竹林争议事件，与农民组合委员长简吉意见相左。由于工作意见的分歧，再加之个人的成见和恩怨，简吉先是污蔑杨逵懒于工作，忙着和叶陶谈恋爱；然后又造谣言，说杨逵与实际上关系并不密切的连温卿组织“反干部派”，遂两次动员投票，勉强得胜，剥夺了杨逵的一切职务，只保留了杨逵作为台湾文化协会中央委员的位置。
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渗入了台湾文化协会和农民组合，杨逵对此心里有数，但并未与他们密切接触。杨逵对文学仍然怀抱一种使命感，因而不能转入“地下”。而另一方面，台湾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看到杨逵在农民运动中东奔西走，四处演讲，随时有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的风险，也无意于向杨逵表白什么，以免牵连地下党的安全。这之后，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农民运动的弹压政策越来越紧张，抗日民族阵线内部的矛盾斗争也更加复杂，在农民组合与台湾文化协会的分裂中受到双重排斥的杨逵，逐渐由社会运动的峰巅状态趋于沉寂，转向另外一种角色和方式的斗争。
尽管参加社会运动的道路充满艰难曲折乃至个人的挫伤，杨逵仍然抱定了始终不渝的信念和热切峻急的姿态，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台湾的抗日民族事业中。那时的杨逵，始终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曾用大写的一首诗贴在案前墙上——“扬帆出大海，风浪日常事。顺风虽爽快，逆风也不惧。”这无疑成为杨逵从事社会运动的形象写照。更具体的实践与行动，可从杨逵的回忆中略见一斑：
民国十五六年前后，政治社会运动在台湾正炽烈进行着，文化团体、农工组合等像雨后春笋般抬起头来，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台湾青年会”，办“台湾青年”，暑期间回来带动巡回演讲队，深入穷乡僻壤，举行文化活动，做政治宣传。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十六年九月中，我自东京回到台湾，当天晚上就参加文化协会的演讲活动，随后跟着农民组合的演讲团，几乎跑遍三分之一南台湾的乡村。往往，山区几十里路才有两三处人家，必须费好大力气才能纠集起来办演讲；有时，天色黑了，正在半途中，前不着村，后不接店，就随便找个茅棚，寻些稻秆铺在泥地上过夜。杨逵：《“草根文化”的再出发——从文学到政治》，收入《杨逵全集》第10卷（诗文卷·下），（台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筹备处2001年12月版，第427页。
在日据时期从事农民运动，不仅仅要面对无数的艰难困苦，更要承担生命风险。为了逃避日本警察，杨逵要随时寻找树林或甘蔗园隐藏起来。炎热的夏天，躲在密不透风的地方，身上常常被蚊虫叮咬得红肿一片。有时情势紧急，眼看日本警察追捕过来，来不及隐藏的杨逵，便叫农民把他装入麻袋内，用绳子吊在房梁上，以此躲过劫难。颠沛流离中有过多少次的生命危险，早已融进那段苦难的历史，仅在日据时期，杨逵被日本人逮捕就多达十次，进出监狱成了家常便饭。
在如此艰苦的社会运动时期，杨逵有幸认识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与他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人生伴侣叶陶。与叶陶的相遇、相知、相惜，到结为牵手相伴一生，是杨逵能够度过坎坷命运的情感支撑，也是他生命中的华彩乐章。他们两个共同书写的，是日据时期台湾革命者的一部爱情传奇。
作为从传统生活中走出来的新女性，叶陶为台湾的农民组织、文化启蒙、政治运动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个时代的奇女子，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叶陶，1904年5月25日生于高雄市旗后。父亲叶赐曾念过私塾，靠勤奋谋生，后来经营古物、杂货、米店等行业，终于白手起家。他曾被推为保正（今里长），在街坊邻里颇有影响力。母亲黄美邻，人称“赐婶”，平日为人豪爽，不愿受传统生活环境束缚，常于台湾岛内乃至祖国大陆旅游。父母开通明理，家业和睦兴旺；叶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很早就显示出性格中不平凡的一面。
叶陶年幼时，身边有婢女菊花伺奉，是一个中等家庭衣食无忧的大小姐。但她个性要强，从小不甘于人后。叶陶小的时候，按照当时风俗，父母曾为她缠足。成长的过程中，叶陶不断反抗，后来索性把裹脚布扔到旗津海里看它随波而去。九岁那年，得以天足进入平和公学校读书。日据时期的台湾，由于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思想影响和当时的歧视教育政策，女孩子入校就读者数量甚微。叶陶得益于家庭的开明风气，一方面于公学校接受日本教育，另一方面亦读汉塾，从三字经、千字文一直读到《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经文。叶陶从公学校毕业时，由于成绩出色，被送至附设于台南师范的教员养成所受训。教员养成所是日本人为培养本岛人的师资而特别设置的，学员来自台南各地，本期为二十人。叶陶性格乐观，颇有男子气；平时不甘寂寞，好强争胜，凡事常常带头，与同学相处融洽，为人仗义，颇得人缘。一年的受训结束后，年仅十五岁的叶陶于1919年被派往高雄公学校盐埕分教场任教。后因盐埕一带地皮昂贵择址在三块厝建校，成为第三公学校。时任教师的叶陶，喜欢唱歌弹琴，性格爽朗活泼，讲起课来声音洪亮，督促学生严厉认真，学生们对她又怕又爱，私下里称她“乌鸡母”，颇能传其个性神韵。
叶陶后来走上社会运动的道路，有其多方面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民主与民族自决风潮愈演愈烈，叶陶受其影响，对封建的“三从四德”发生怀疑，开始关心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命运。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以强劲的文化启蒙运动唤起民众，性格一向豪爽、追求个性解放的叶陶，得风气之先，有了一种生命的觉醒。特别是她几经转调，到高雄第三公学校服务后，与简吉成为同事，开启了她投身社会运动的楔子，也种下了与杨逵相识相伴的机缘。简吉作为那个时代的农民运动领袖，他一向勤于吸收新知，喜爱研究孙文学说，热衷于中国大陆的革命事业，对日据时期的台湾现状与社会前途甚为关心。叶陶在其影响下，开始接受新思潮，一个新的社会革命天地展现在她眼前。日本殖民主义的压迫，底层农民的困境，台湾社会的命运，使叶陶深感日据时期知识分子为社会、为乡土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当简吉放弃了教职，与黄石顺四处奔走组织凤山农民组合的时候，叶陶也毅然于1927年辞掉教职，前往凤山参加农民运动。从此，在社会运动的街头，在农民聚集的场所，开始活跃着叶陶勇敢的身影。
杨逵与叶陶的初次相识，是在1927年秋天凤山农民组合的一次欢迎宴会上。叶陶比杨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