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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一事的关注，在作者心中并非偶然之事。在《反贪与防“左”》一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知识界流行的贪污腐败的产生是因为“左”得不够和恣意宣扬“代价论”、“腐败有理论”所致的观点。他说，从危害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看，一贪一“左”，“还真是一丘之貉”，都要从体制方面找原因。“极左分子和贪官污吏就是这样一批无耻之徒：前者煽动主义的空谈，为的是独揽大权；后者依靠空谈的主义，也是要攫取私利。”
遥忆知识分子当年，往事知多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与《往事知多少》为一批以“庚款”留学生为主的近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群像式的素描。这些人物，都是胡适的同学、同事、学生，又是胡适最好的朋友，更是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奠基人，是一代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与代表。他们有着相近的人格取向与公共关怀。这种相近点，单看是他们人物个体之剪影，合而观之则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品格的灵魂之所在。长期的史料研读，使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洋务运动中去欧美留学的那些人对专制统治者具有依附性；在戊戌变法以后去日本的那些留学生又多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相比之下，以庚款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因其对自由、科学、民主的理解和热爱，在人格上更有独立性，在学术上更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可以说他们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留学运动中根基打得比较好、路子走得比较正的一个群体。可惜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这些群体很快被人遗忘，他们的政治选择、学术理想、精神追求和人格风范，竟成了绝唱。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他们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很近，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遗产却离我们很远。”应该说，这种结论不是作者随意的印象，而是他对那一群体及他们所处时代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不是得之于常见的以主义或理论“贴标签”，而是通过作者对历史细节、往事的大量钩沉来逐步凸显的。他们对贪污的鲜明态度与细处的立身之严，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走出书斋，“学而优则仕”，参与行政，在政府中担任官职。这体现了当代社会对知识的尊重与对专业人才的信任，从大处说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之处。自然，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知识与专业并不能必然保证他们在从事公共事务中的公正廉明，关键还在于制度的完善与健全，自律与他律缺一不可。但是，对这些人员来说，想想他们的前辈丁文江、朱经农们对“诗名应共宦名清”的高尚追求，应该是不无警醒意义的。
（智效民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智效民著：《往事知多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注释：
〔1〕载《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清华园感旧录·图南追忆》。
书生论政是书生
——真实的陶希圣？ 范 泓在中国现代史上，陶希圣无疑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而这一切，均以他本人于1937年参加庐山牯岭茶话会后而成为其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他从此弃学从政，卷入魂梦不堪的政治漩涡之中，并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出人意表地缠纠在一起。他成为某些正统史学家眼中“首鼠两端的投机文人”，或“政治上的投机人物”，甚至为令人不齿的“汉奸”。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曾经创立著名“食货学派”、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顾颉刚语），在今天似不应再以以往规定性的认识要求简单地加以评判，否则本来就讳莫如深的历史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无法让今天的人们冷静、客观地回到历史现场，从而对当时的中国作出理性的判断。
一1899９年，陶希圣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孔家埠陶胜六湾。陶氏家族自江西迁移至黄冈县西乡倒水之旁，至其父时已十八代。陶希圣母亲揭氏家族本为黄冈县周山铺大族，清末时亦衰落。至陶希圣十三岁时，历经时局之变，其身家亦在摇荡之中。这最明显的有三件事：一是陶氏家族累世务农，至陶父丁酉拔贡，癸卯经济特科一等，以实缺知县分发河南，历署夏邑、新野、安阳、叶县与洛阳县事；二是黄冈为鄂东大县，“以文风之盛著名”，其父入两湖书院，治史地，致力于经世之学；三是陶希圣三岁随家父至河南，自四岁至八岁从父就读于夏邑、新野任所。后清廷改法制，行新政，废科举，陶希圣九岁随其兄入河南最早开办的旅汴中学就读。在如此这般“废科举、讲新学”的际会之中，少年陶希圣受业新旧参半，历史一课为之优，“每值考课，常交头卷，取高分”。1915年，在国会议员汤贯如、北京大学总务长舒先生帮助下，十六岁的陶希圣投考北大预科。考试那天，他从草厂二条步行至前门，转东城，才到了北河沿译学馆。那里是北大预科的校舍。而考试在一间小教室里进行，内容为国文与英文。初春的北京，依然严寒料峭。陶希圣与其他考生所带墨盒与毛笔皆被冻住，最后不得不放在煤炉旁烘烤。在北大预科期间，陶希圣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先生，课本即《文心雕龙》、《吕氏春秋》、《淮南子》、顾亭林《日知录》、章太炎《国故论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等，尤以自修宋儒学案与明儒学案最为得心应手。1917年，陶父升任河南省汝阳道道尹（1914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道官制》，分一省为数道，改各省观察使为道尹，管理所辖各县的行政事务），家境颇裕，陶希圣在北大预科“只是勤学而非苦学”，考试成绩每每名列前茅。
二五四运动爆发时，陶希圣已是北大法科（后改称法学院）学生。5月3日这一天，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政治系学生谢绍敏登台演讲，“在慷慨激昂之中，咬破手指，撕下衣襟，写了‘还我青岛’的血书”，其场面催人沸血盈腔。5月4日，天安门大会之后，章宗祥挨打，赵家楼被烧，一时间秩序大乱。赵家楼胡同没有支巷，陶希圣随大队伍后退，“眼看着保安队向胡同里走进来，只得靠到一个住宅的门口，作出旁观者的姿势，才避过保安队，然后从容走出赵家楼和石大人胡同”。当晚北大学生又在法科大礼堂集会，校长蔡元培登台讲话，先生声音低微沉重：“现在已经不是学生的事，已经不是一个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同学被捕，我负责去保释。”次日，北大法科学生照常到译学馆上课。第一堂课是刑法，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场运动的法律问题以及被捕同学的责任问题，刑法教授张孝簃先生遂被团团围住。张兼任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出言谨慎而又斩钉截铁：“我是现任法官，对于现实的案件，不应表示法律见解。我只说八个字：法无可恕，情有可原。”第二堂课上宪法，陶希圣清楚地记得，宪法教授钟庚言先生神情凄然地步入课堂，“声随泪下，全堂学生亦声泪并下”。就陶希圣个人而言，五四之前，原本对白话文运动无甚兴趣；虽然《新青年》、《每周评论》在校园中亦流行，“但白话文，或者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尤其在“兼容并包”的北大，“学生们喜欢听哪一位教授讲的，就去听，不喜欢也就不听。党同伐异的风气还未兴起”；五四之后，陶希圣开始“对一时风动之新书，如柯茨基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一并购买，同样披读，无所轩轾”。此时的中国，颇有点看取晚来风势、“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亢奋或无奈，“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思想都向中国学术界源源输入，而学生青年们对于各种社会政治思想也都感兴趣。于是五四以前初见萌芽的‘民主与科学’口号才获得滋长的机会。同时，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乃至工团主义，亦风起云涌”。尽管后来陶希圣不愿对所亲历的五四运动作褒贬式的评判，但这场运动对他的思想成长却有着或多或少的开启与震荡。在陶希圣看来，北京政府之所以仇视所有思想流派，“因为从五四运动起，无论哪一种思想，哪一个流派，都是掘挖北洋军阀的根基的锄与犁”，他惟笃信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才能更加“大度包容”。不过，陶希圣犹然一书生也。在五月至六月间，他参加了所有的学生会议，但在大会之外，又在八旗先贤祠宿舍里研读罗马法，或赶至福寿堂旅馆侍候来京的父亲；六三大游行，则庆幸自己“未曾被拘”，其复杂矛盾的性格初见端倪。
三1919年，陶希圣二十岁。六年之后，即1925年，在上海遭遇五卅惨案，陶希圣时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制经济部编辑。在上海各界掀起的罢工风潮中，陶希圣先被上海学生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继而又是商务印书馆三所一处罢工最高委员会顾问，并参加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宣言，对英国巡捕枪杀民众的惨案表示抗议。《上海商报》以社论为其声援，执笔者即名记者陈布雷。陈、陶二人后成为至交。《东方杂志》推出五卅惨案专刊，首篇即为陶希圣分析南京路巡捕房应负相关法律责任的论文。在陶希圣晚年回忆中，这件事对他来说“非同小可”。在此之前，他的文章大多见刊于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月刊》或朱赤民主编的《学生杂志》上。《东方杂志》通常只刊发名流的一些文章，“至此时，我的论文开始在那样的大杂志上发刊”，这对于陶希圣是一个重大的鼓励。从五四到五卅，陶希圣在政治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觉醒。若干年后，他在回忆中这样说：“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学生时期，参加了北京的五四运动。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