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盐挠朕褚蛔匪孀笥遥狭ΡС种保蠊豢吧柘搿�3〕。
即使在“二次革命”中颇受孙中山、陈英士等人的非议，但从黄兴在南京兵败“走麦城”之前请徐宗汉照顾儿女的家书看来，他早知战事前途并无把握，内心痛苦而从容，随时准备一死报国〔4〕。这封信带有交代后事的遗嘱意味。所以当南京即将三面受敌之时，部下亲信日夜随侍左右，也是深恐黄兴“悲愤自杀”。
黄兴只是一介书生，对军事并非专业，但自华兴会计划在湖南起事，他即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后做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时为陆军总长，随后还做南京留守。当时确实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担当这样的重要职务。黄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固然是因为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表现得异常的勇敢，但另外还有一个世人不太清楚的原因，即他是同盟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庶务干事。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陆军士官生至少有九十三人加入同盟会，包括李根源、李烈钧、程潜、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温寿全、仇亮、陈之骥、王孝缜、袁华选等。后来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正是以这批人为主。李书诚回忆说：“黄先生以为陆军学生须在回国后掌握兵权，不可暴露革命的真面目。因此，他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也由黄先生一人独自保管。并商议由陆军同学在‘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以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应具的品德。”黄兴还鼓励有家产的人出资捐官，这样获得兵权的机会就更大更快些。武昌起事后，各地纷起响应，做了都督、军、师、旅、团长的人中，“多属‘丈夫团’的同志，都是黄先生所熟知的人。因此革命军人与黄先生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在革命军人中具有极高的威信”。〔5〕
1912年，孙、黄先后进京，北京舆论对于孙中山的高远理想和黄兴的真诚笃实无不交口称赞。当时名记者黄远生对孙中山不无微词〔6〕，而对黄兴却是评价甚高。他在10月5日的文章中说：“记者眼中之黄克强，乃一率直热诚之人。其主张厉行国民捐及不换纸币，正是他热诚过人之处。然其政治思想之不适于今日者可见。顾其条理纵不及遁初，而终异于□□［中山］之大言无实。若记者管窥蠡测之见不甚谬误，则记者愿为宋系而兼黄系，绝对不愿为［孙］系也，一笑。”〔7〕
国外舆论也都这样认为。1912年9月29日，黄兴与法国驻华公使康地见面。康地事后回忆说：“黄先生为中国四千年特色之人物，为亚洲开一革命成功最速之先声。敝国当日若有如黄先生其人者，何至革命至三次之多，演成流血漂杵之惨状！敝国将来译读中华民国革命史料，无不想望英风而崇拜不已。”〔8〕10月5日，英国《旁观者》发表驻北京记者的通讯，其中就有这样一番判断：“但记者以为，袁世凯实为中国此时所需要的强人。记者更敢大胆推测，将来袁退出政界，黄兴将是最适宜的总统继任人选。”〔9〕
早在1911年汉阳督师时，黄兴就已是声名显赫的风云人物，他的经历赢得包括职业军人在内的普遍认同不是偶然的。孙中山虽然从事革命的时间更早，但他主要是个理想家，在海外华侨中具有一定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筹款）。在民国初创之际，人们重视的是践行，享有“笃实”盛誉的黄兴被各方看好乃是顺理成章的。辛亥之际，在孙中山回国前黄兴主持处理了大部分军政、民政要务，包括筹款、议和等重要事务，经受了一切考验，“从出身背景、资质禀赋和社会联系几点来看，他比与国内缺少关系的孙中山，更易于同中国社会中坚分子相处”〔10〕。一句话，黄兴具备了做领袖、演主角的大部分条件，但他的性格使他自愿担当配角。从同盟会时期到民国初年，他从来都不曾打算从孙中山手中夺取领袖地位。这样的机会曾一次次地出现在他面前，但他每一次都是坚决地拒绝了，并一直坚定地维护孙中山的主角形象。
二、黄兴的配角意识
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
1903年，湖南人章士钊（后来参加过华兴会）以《三十三年之梦》为底本，半译半叙，编写了《孙逸仙》一书，认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黄兴就是读了这本书才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有了最初的了解，奠定了他们日后合作的思想基础的。1904年，黄兴再返日本寻求宫崎滔天的帮助，也是因为读了《三十三年之梦》。而在同盟会出现之前，黄兴等人就想在日本重组革命团体。据曹亚伯回忆说：“黄兴来后，欲结合各省之同志立一革命总机关，而戊戌变法后长沙时务学堂逃去之一班学生，如杨度、范源濂等，俱不愿拥戴黄兴为首领。”〔11〕程家柽也出来劝阻：“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盍缓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机起义，事在必成。”〔12〕
1905年7月，经杨度（有说宫崎滔天）介绍，孙、黄第一次见面。章士钊对他们这次见面所记甚详，有所谓“情异虬髯”、“太原真气”之语，表示黄兴一开始就无与孙中山争领袖之意，更无自树一帜的打算，而是愿意倾心合作，所以才有了同盟会的诞生。从孙、黄第一次见面到同盟会诞生前后只有二十多天，本来孙中山提议叫“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认为这是个秘密组织，“革命”一词应该删除。经过讨论后，孙接受了黄的意见，才正式将该组织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在成立会上，正是“更不失快男子本色”的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孙中山才顺利当选。这一年孙中山三十九岁，黄兴不足三十一岁，胡汉民二十六岁，宋教仁二十三岁，汪精卫二十一岁〔13〕。
同盟会的成立过程条理井然，没有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兴中会主角这样的纠纷，这与黄兴的性格、声望和谦让是分不开的。章士钊曾在百年前撰文指出：“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无疑就是这样的实行者。“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14〕这一评价是恰当的。不过，华兴会员当时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并不是所有入都加入了，比如章士钊就一直没有加入，刘揆一早期也拒绝加入。但华兴会员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则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兴中会后来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当年活跃的陈少白在同盟会时期也淡出了。
黄兴反对罢免孙中山：“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
1907年3月4日，在清廷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说孙中山离开日本，随后黄兴也离开日本，到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当年７月，同盟会内部发生章太炎等攻击孙中山事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孙中山离日前，曾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送的一万五千元，以两千元留作《民报》经费，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发起攻击，逼当时代理庶务干事的刘揆一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时在香港的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反对此议，他的看法是，孙中山留下两千元给《民报》，其他的用做起义军费，这也是不得已的，又深知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而且当时正在与孙中山共谋在广东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所以他要力排众议（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的张继甚至在民报馆与他发生了扭打）。
刘先是急忙写信通过香港的彭邦栋转告黄兴，同时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语，请他们劝说孙中山向东京本部引咎道歉。孙中山的回答是：“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15〕黄兴回信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16〕由于黄兴严正表示反对的态度，东京的第一次“倒孙”风潮才得以平息。
“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同年８月，已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等也对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谭人凤语），要另外仿照绿林开山立堂的办法，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并以十八星旗作为会旗。孙武等随即加入，刘揆一也“极表赞成”。他们认为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不容易为下层社会了解，因此提出“平均人权”。当时正好黄兴回到东京，对他们另树旗帜表示不满，曾质问焦达峰：“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17〕
杨玉如回忆道：“那时黄兴恐同盟会起了分化，曾向发起人质问，经焦达峰解释：谓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