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杨玉如回忆道：“那时黄兴恐同盟会起了分化，曾向发起人质问，经焦达峰解释：谓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兴始了解。”〔18〕武昌起义时，率先打出的就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多年后吴玉章仍记得，当时同盟会组织涣散，孙、黄等常不在日本，“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共进会”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1908年夏天，黄兴在云南、河口兵败，从河内被遣送到新加坡（5月27日上海《神州日报》报道，清廷以五千元悬赏缉拿黄兴），经香港返回东京，发现同盟会内意见更分歧、组织更涣散了，连宋教仁都不去见他。章太炎便批评黄兴和孙中山说：“吾在此以言论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袭击，虽有所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铳三千枝，机关铳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19〕黄兴没有回答。1908年确实是同盟会最困难的时期，冬天黄兴邀请各省分会长开会，最后议定以“勤学舍”的名义组织一个俱乐部性质的机构，由大家分摊经费，不过半年（到1909年6月）就因各方人心减退、不愿按时缴费而解散。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再做世界漫游，将国内计划一切都委托给黄兴与胡汉民二人。
陶成章等公布《孙文罪状》，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以身力拒之”
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再度对孙中山发起攻击，远比上一次“倒孙”风潮来得猛烈。9月，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八九月间，陶成章写信给李燮和等说：“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石屏在安南信孙文大言，亦为所迷。”“精卫为人，狡展异常，狭〔挟〕制克公，使其不发表此公函。章太炎已刊报告，不久当分布南洋各埠也。”〔20〕另一封信中又说：“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之故也。”“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21〕其中章太炎的“报告”、“传单”就是指《伪民报检举状》。
9月间，陶成章曾与黄兴“辩论中山之事多时”，黄兴怀疑这次反对孙中山是陶发动的。对于孙中山指控陶为保皇党侦探一事，黄兴表示不信，谭人凤更不信，认为“天下断无此理”〔22〕。9月22日，陶在信中再次提及此事，对黄兴“以为不开除孙文，无妨于事”表示不满〔23〕。24日，陶成章在给王若愚信中说：“到东京后，即将公函交付克公，迄今并不发布，专为中山调停。”“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看来非自己发表不行矣。”〔24〕25日，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得克强来信，中多无理取闹之言，可恨已极。……克公自以为能，竟不料其自坏长城矣。”“克公贪于目前之近利，不识适贻日后之祸患。”〔25〕
其实，这是陶成章不了解黄兴的性格所致。黄兴不仅拒绝散发他们的联合声明，拒绝召集会议讨论，而且写信给李燮和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还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当年11月7日，黄兴给孙中山复信，其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这样的态度：
但只陶焕卿一人由南洋来东时，痛加诋诽于公，并携有在南洋充当教习诸人之公函（呈公罪状十四条），要求本部开会。弟拒绝之，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与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彼现亦（无可）如何，只专待南洋之消息，想将来必大为一番吵闹而后已。……见弟不理，即运动章太炎在《日华新报》登一伪《民报》之检举状（切拔〔剪报〕附上一览），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总观陶、章前后之所为，势将无可调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将亦不失众望，不知公之意〔意见〕若何也。美洲之函，想亦不出陶、章之所为，今已由弟函达各报，解释一切（函稿另纸抄上）。桀犬吠尧，不足诬也，我公当亦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26〕
当时孙中山将要抵美，黄兴以同盟会庶务的名义给美洲各埠中文报纸的同志写信：
本处风闻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再者，南洋近二三同志对于孙君抱恶感情，不审事实，遽出于排击之举动，敝处及南洋分会已解释一切。〔27〕
“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
难怪胡汉民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盛赞黄兴之举：“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无负于党，如此而被诬被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28〕
同年冬天，黄兴就《民报》在东京秘密续刊之事连续两次致函巴黎《新世纪》杂志：“章太炎此次发布伪《民报》检举状，乃受陶成章运动（陶因在南洋欲个人筹款不成，遂迁怒中山，运动在南洋之为教员者，连词攻击之。陶归东京后，极力排击，欲自为同盟会总理，故谓《民报》续出，则中山之信用不减，而章太炎又失其总编辑权，无以施其攻击个人之故智，遂为陶所动），遂有此丧心病狂之举。已于二十六号中登有广告，想同人阅之，皆晓然于太炎人格之卑劣，无俟辩论也。”“昨邮上一函，内附呈二十五号《民报》之提单一纸，乞再为查收为幸。此期内有辨正章炳麟之伪《民报》检举状之告白，若能转登于《新世纪》，更加以辟词，同人等尤为盼切。”〔29〕
胡汉民认为黄兴极力为孙中山辩护，维护其领袖地位，而不是乘机取而代之，“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但这件事在孙中山心头还是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章太炎的《伪民报检举状》虽不可全信，但也值得深思：“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汪精卫是孙中山的亲信，他将黄兴与太平天国企图架空洪秀全、野心勃勃的东王杨秀清相比，恐怕不是无缘无故的。毕竟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信太高了。但毫无疑问孙中山需要黄兴的臂助，没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他的理想再高远也难以落到实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1911年5月4日，孙中山在美国接到胡汉民复电，得知黄兴等安全脱险到达香港，就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30〕当黄兴一度致力于暗杀行动，决心以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侨胞，维护革命党人的信誉时，孙中山等无不忧心忡忡，函电交驰，极力劝阻。最后黄兴才放弃个人暗杀的念头，组织了“东方暗杀团”。8月31日，孙中山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说：“盖黄君一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则以个人主义事（指暗杀）非彼所宜为也。……今彼欲组织四队，按次进行，大为同志所赞成。”〔31〕所以，外界猜测孙、黄“相仇”并不符合事实。梁启超在1911年10月写给徐勤的长信中就提及：“孙、黄不睦久矣，黄剽悍实行，而孙巧滑卷望，黄党极恨之。去年曾决议除孙名，赖有刘揆一者，谓方当患难之时，不宜内讧，授人口实，仅乃无事。今日彼此互相利用，而实有相仇之心。”〔32〕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次“倒孙”风波中，假如不是黄兴坚定地拒绝取而代之，自为同盟会总理，他扮演革命主角的机会是一直存在的。他身上的这种配角意识，放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也是罕见的，因为配角意识无疑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意识，其中处处闪现出黄兴的伟岸人格。
得知孙中山即将回国消息，不到南京就职：“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后，等黄兴赶到上海时黎元洪早已被推出。宋教仁力劝黄兴不要去武汉，到南京去另开新局面，他没有接受。上海光复之后，张謇等推庄蕴宽到武汉，请黄兴去上海主持大局，统率江、浙军队攻克南京，组织全国军政统一机构。黄兴的回答是：“全国军政统一机构是愈早组织愈好，但不必要我担任领导人。”〔33〕（廖宇春日记中讲到，顾忠琛对他说，黄兴曾言“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黄兴在写给汪精卫的信中也表示，只要袁世凯能推倒清廷、赞同共和，他愿意推袁）〔34〕
1911年12月4日，独立各省留在上海的代表开会选举大元帅、副元帅，黄兴得十六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得十五票，为副，并议决以大元帅主持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35〕。留在武汉的代表认为，留沪代表只是一个通信机关，没有选举职能，不予承认，要求黎元洪通电撤消。第二天，黄兴也在江苏教育总会举行的各界欢迎大会上致辞，表示自己愿意带兵北伐，至于组织政府，孙中山将要回国，可担当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