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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攻克之后，局势大变，从12月11日到14日，各省代表齐集南京，连日开会，决定16日选举临时总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15日浙江代表陈毅从湖北带来了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向黎元洪透露的消息（袁世凯有赞成共和的意思），于是又决定缓举临时总统，甚至不惜修改既定的选举法（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大总统选举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一条），宣布承认当初认为“不合法”的选举（即上海选出的元帅、副元帅）。本来对于这事，一会儿认为手续不妥，要予以撤消，一会儿又承认了，而驻扎南京的苏、浙军人挟攻克金陵的余威，声言不愿隶属于“汉阳败将”之下，因此又有了元帅、副元帅倒置之议〔37〕。12月17日，正好黄兴来电力辞大元帅，并主推黎，结果以黎为正，黄为副，黎驻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他仍力辞。但军队从镇江排队到下关，人民也沿途准备鞭炮，欢迎他到南京就职，江浙联军还推出林述庆等代表到上海敦请。一连三天，他都不肯。各方以军务紧急督责，他架不住再三劝驾，不得已才准备去南京就职，并通过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为到南京后的军政费开支（12月23日，《民立报》报道，此前一天12月22日他已答应，准备就绪即去南京）。12月23日，即就在启程前的晚上，黄兴忽然对李书城说，明天不去南京了。李问何故？他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38〕谭人凤也说，当时集中在南京的各省代表急于组织临时政府，拟推举黄兴为临时总统，但黄兴知孙中山将至，“亦意存推让”〔39〕。邹鲁《回顾录》说，当年率广东北伐军前队进入南京时，只见沿街悬旗，老幼拍手欢迎，他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这是黄兴原定入南京就任副元帅代理大元帅的日子，南京百姓误把骑在马上的青年邹鲁当成了黄兴。
劝说同志：“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
作为革命先行者、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在国内不是毫无影响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民立报》曾先后披露扬州有人冒充孙中山之侄以劫掠财物、江西有人假托孙中山授权以夺取都督之位等消息。马君武在1911年11月24日发表的评论中感叹：“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40〕《纽约时报》在1911年10月13日也即武昌起事三天前刊出的报道中就说：“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41〕接着，10月14日又对孙中山在海外的筹款活动、政治观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还刊登了孙中山的画像。但是无论如何，假如不是黄兴自居配角，假如没有黄兴他们的努力，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对国内的影响确实是有限的。1911年12月20日，马君武在《民立报》发表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盛赞其“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狭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42〕。其中可以看出当时反对孙中山的声音之强烈。
袁世凯的密使蔡廷干在武昌时曾问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轻蔑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这是他1911年11月16日对莫里循说的〔43〕。黎元洪对英国《大陆报》记者谈及孙中山时也是用藐视的口吻。黎认为孙中山是个“空想家”。莫里循记录了他在1913年7月的一番话：“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44〕
正是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处处为他设想，孙才顺利地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说，章太炎曾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遁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45〕。所谓黄兴“夺首领之地位”这一说法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黄兴拒绝任何职务、等待孙的回来是事实。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黄先生向他们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大意是说：孙先生在国外的友人大多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们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议给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给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们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们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们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给我们。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46〕。经过黄兴的解释，人们对孙中山的责难才渐渐平息了（莫理循在1912年1月5日写的信中说：“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47〕）。
孙中山就职后，一扫几千年中国官场积习，废除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穿同样的制服，这种服装以后被称为“中山装”。他本人生活简单朴素，非常平民化，经常书写“自由”、“平等”、“博爱”等横幅送人，以自己的行动，在南京开创了新时代的风气。黄兴对孙中山的这种作风极为钦佩，“常常向人称赞不已”〔48〕。
三、孙、黄分歧
国旗之争：青天白日旗还是井字旗？
据邓家彦回忆，自同盟会成立后，“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49〕。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甘当配角，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的观点都是没有保留地附和、赞同，更不表明他们之间就没有分歧，比如他们在国旗问题上早就发生过一次尖锐的冲突。
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但因想法不统一，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章太炎、刘揆一也设法调解，暂时搁置了争议〔50〕。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可知，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可以从宋教仁日记中得到证实。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认为其中不仅是因为国旗问题，“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51〕。
如果说宋教仁与黄兴更接近，那么让我们看看与孙中山更接近的胡汉民在自传中是怎么说的。当时，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并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