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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钟日报》上公之于世：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
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章太炎也写过一副内容大致相当的讽刺联，与林白水的讽刺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这两副对联流传甚广，给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增色”不少。
1905年7月底，林白水再次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有人称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学的第一人”。1907年初，他回到上海，以鬻文为生，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登林白水的文章为荣。他曾殚思竭虑撰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商务印书馆破例预付给了他一千元银票的稿酬。他将这笔款项全部汇给赵声、柏文蔚，赞助他们在南京举义。
1907年秋天，林白水第三次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系统研究英、美法律和日本的教育。应高梦旦约稿，他先后翻译了《自助论》、《英美法》、《日本明治教育史》等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译的《华盛顿》、《俾斯麦》、《哥伦布》、《大彼得》、《纳威尔》、《加里波的》等六本小册子，介绍西方古代和近代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记事简明，议论正大，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少年丛书”，推荐为“学生校外必读之书”，长销不衰，从1909年到1930年总共发行了十三版，其中《大彼得》更是发行十九版之多。
1910年夏天，林白水学成归国。辛亥革命后，他回福建参加都督府参事会，主张三权分立，随后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省临时议会议员。他四易其稿，制定了福建第一部选举法。他主持的法制局创办《时事选刊》，成为我国最早的文摘报刊之一。
在1913年春天的民主浪潮中，林白水以共和党籍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北上进京，投身袁世凯幕府，效命三秋。1915年，旧识刘师培拉他参加“筹安会”，薛大可主编的《亚细亚报》发表了他的不少文章，至于撰表纪、写劝进书，这些脏活他全都干过，袁世凯论功行赏，林白水得了个参政院的空头参政，徒有虚名，并无实际。三年在朝，林白水看够了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和尔虞我诈，官场的黑暗腐败使他心生厌恶，遂决意告别政坛，重操旧业。
1916年夏秋之交，林白水辞去参政员，在北京创办《公言报》。办报资金大部分来自林纾的门生、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的资助，寄人篱下，受人庇护，其滋味可想而知。最令他难受的是，讲真话多有顾忌，还得七折八扣。然而，即便《公言报》不得不替安福系遮羞护短，但林白水仍会时不时地显露真性情，越轨出格时或有之。他发表过“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这样的讽刺联，见者莫不拍案叫绝。段派人物挨骂，个个恨得牙痒痒的。林白水的那支笔有时候竟会变成魔棒，使段祺瑞感到难堪。1917年春，林白水独家披露了政客陈锦涛暗中贿赂议员拉选票的丑闻，以及交通总长许世英在津浦租车案中贪赃舞弊的内幕，京津舆论一片哗然。结果陈锦涛锒铛入狱，许世英畏罪辞职。几年后，林白水发表《靳内阁的纪纲原来这样》一文，重提旧事——《公言报》出版一年内颠覆三位阁员，举发两件赃案，林白水被同行称为“新闻界的刽子手”，其自豪之情无法自抑：
我还记得合肥（段祺瑞）当国的时代，交通总长许世英，因为他靠着合肥是他拜把的弟兄，一方又是入了国民党的党籍，所以胆子大了。办一个津浦租车的大事件，不幸给区区知道了，想尽法子，把他那租车合同抄得一份，给他一个体无完肤的批驳。在《公言报》上一登，这位矮许先生第二天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己乖乖地告发自己，还请总理派人查办。以合肥那样蛮干的家伙，也不能不有三分尊重舆论，因此也就暗暗的劝他辞职。你想吧，那时候的合肥，简直跟项城差不多远，他以总理之尊，却不能保护一个把弟兄，可见当时北京城还有些纪纲。
还有一位财政总长陈锦涛，也是因为五万块钱的贿赂，给区区知道了，当天在报上一发表，陈锦涛也是乖乖的自己在国务会议席上，自请查办。不上几天，陈氏辞了职，就给地方厅传了进去押起来。审判结果，定了徒刑的罪名。后来还是费了多大的劲，弄个大总统援照约法，给他特赦出来。不然，至今还关在监狱里边哩。
1917年的北京政坛只见走马灯似的换将，清廷遗老和民国新贵大有个个染指、人人分羹之热闹。对此动荡不安的政局，林白水发表时评《民国六年北京之所有》，指出：“总理一年而九易，则政乱可知。”同年7月22日，他发表时评《印之蒙尘》，讽刺意味更其辛辣。他逮住官印屡刻屡失、屡失屡刻的怪现象，对民国政坛的连轴荒诞剧嗤之以鼻，“印且不免于蒙尘，而吾辈乃欲求其一旦之安适，宁非妄欤吁”，摆明了他对民国政府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同年夏天，张勋复辟梦破灭刚及一旬，北京政府就急不可耐地发布了为前清朝廷洗刷罪名的命令，段祺瑞、徐世昌这两位前清旧臣显然做下手脚，不肯惩治封建余孽，以表明他们宽大为怀、宅心仁厚。林白水目光如电，当然看得出其中暗藏猫腻，他援笔撰成时评《便宜不得》，表示不能便宜上演复辟丑剧的溥仪、张勋和康有为等人，与权贵们大唱反调，赢得了知识阶层和闾巷读者的一致喝彩。值得一提的还有，林白水的时评直接干预民国政府对封疆大吏的任命，居然能够成功。他的一篇《青山漫漫七闽路》揭穿即将荣赴福建履新的许世英贪赃舞弊、任用私人的老底，彻底打破了许某的省长梦。此后，林白水还撰写了《无血之杀人》、《渔人得利》等辛辣刺骨的时评。这些文章既见忌于徐树铮（《公言报》的资助者），又为林纾（林白水的同乡、旧同事、徐树铮的恩师，正是他向徐推荐林主持《公言报》的笔政）所不满。因此，他与安福系的裂痕越来越大，便惟有离开《公言报》一条路可行了。
1921年3月1日，林白水和胡政之合作，创办《新社会报》，对开四版，他为社长，胡政之为总编辑，提出“树改造报业之风声，做革新社会之前马”的口号。当时，报纸在经济上完全缺乏独立性，赖以生存的根本不是发行与广告收入，而是某个政治集团的资助和津贴。军阀政府同样懂得如何掌控舆论。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一百二十五家报馆、通讯社发放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林白水的《社会日报》和邵飘萍的《京报》同属于六家“超等者”之列，每月至少可得津贴三百元。该拿的钱照拿，该骂的人照骂，林白水又岂是区区三百元津贴就可以收买的软骨报人？
林白水与安福系打过长时间的交道，对他们的黑幕知根知底。赖光临在其著作《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论及林白水的斗争策略，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注意：“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他常常把犀利的笔尖指向政府财政机关，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他打算向人要钱，就指名大骂一顿，决不恭维。”要使林白水大发慈悲，高抬贵笔，连财神爷都不够格，他绝对是“一个也不饶恕”。权贵们既怕他，又恨他，还想笼络他。曾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忆及民国十年左右的报业，称财政部要给《新社会报》“以相当数目的资助”，这就叫化财消灾。可是林白水并不是那号拿了别人的钱手软、吃了别人的饭嘴软的角色。1922年2月，《新社会报》独家披露吴佩孚挪用盐业公债的黑幕，因此惹火烧身，被警察厅勒令停刊。
1922年5月1日，《社会日报》凤凰涅槃，横空出世。林白水在复刊词中说：“蒙赦，不可不改也。自今伊始，斩去新社会报之‘新’字，如斩首然，示所以自刑也。”林白水从此扮演着超级斗士的角色，踏上了漫漫不归路。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谄媚军阀，破坏司法独立，北大校长蔡元培奉行“不合作主义”，愤然辞职离京，引发了北京学界的驱彭风潮。林白水的新闻直觉极为敏锐，当然不会错失这个重大题材。他在《社会日报》刊出一篇述评文章，大标题为——“北京城圈以内之绝大风潮，议长政客与学生宣战”，副标题同样醒目——“皮鞭枪把击伤无数青年，重伤待毙者二十余人，何所谓人道？何所谓法治？与恶魔宣战者靡惟学界、教育界”。
1923年1月27日，林白水在时评《否认》中盛赞蔡元培为人方正时称，“若彼攻击之者，更无一人足以比拟蔡氏于万一”，坚决表示“吾人对于现政府与议会绝对的否认”。
1923年1月28日，林白水在时评《告知识界》中大胆倡议：“就眼前之司法被蹂躏、教育被破坏两问题，我们知识界要群起作积极、消极的应付。积极方面，就是唤醒全国的舆论，促起全国各界的注意，用大规模的示威，推倒程克（司法总长）、彭允彝（教育总长）……消极方面，就是凡属知识界的人物，对于现政府各机关职务，就应立刻引退（全体罢工）……因为知识界要是全体罢工，我敢信政府一定担当不起。无论如何，总要屈服。”
《社会日报》仗义执言，与恶势力短兵相接，毫无畏惧，保全了社会良知的火种，因而一纸风行。当时的《国闻周报》誉之为“苍头异军突起，报界风尚为之一变”，老牌的《东方》杂志则赞扬该报深受读者欢迎：“北京之中央公园，夏日晚凉，游人手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