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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福�
尤甚者为议员诸公，现于命令中屡屡发表，阁议中屡屡决定者，窃议皆陶媳也。昨日之阁议，又有一个重庆关监督余绍琴先生产出矣。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
昨日我问张敬舆，保定对于国会怎样？张半晌答曰：“对于国会的机关，当然是很尊重的……”请议员诸公为敬舆下一转语。呜呼！“不要生气，多给钱花，多给钱花！”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民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大沽口事件后八国使团对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牒，强烈要求与政府首脑直接对话。会后，以万名学生和市民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前往执政府东门和平请愿。他们做梦都没有料想到，段祺瑞竟命令卫队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兽性大发的军警除了开枪，还挥舞铁棍、马刀肆意逞凶。顷刻间，执政府门前腥风血雨，造成死四十七人、伤两百余人的惊世大惨案。
惨案发生后，阴风凄凄的北京沦为鬼城，清华、师大等校园的大礼堂差不多变成了陈尸的太平间，师生臂挂黑纱，脸上尽是哀戚而且愤怒的表情。3月23日，各界民众自发举办了一个异常隆重的追悼会，一方面悼念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四十七位死难者，一方面抗议这场民国以来最为残暴的践踏公理和人性的大屠杀。追悼会即将开始，大会主席尚未确定，毕竟当时白色恐怖，人人自危。但大义所激，勇敢者总是有的，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陈毅挺身而出，昂然登上主席台。他疾言厉色声讨段祺瑞政府祸国殃民的暴行，全场为之震动。陈毅讲完之后，一时间无人发言，会场呈现出令人尴尬的沉默。这时，《京报》社长邵飘萍青衣马褂，轩然阔步走上讲台。他的声音不大，语气也相当平和，但讲话内容充满了火力，仿佛是一把装了消音器的狙击枪，每一发子弹都能命中段祺瑞政府的要害。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介入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谴责杀人者的文章，披露屠杀内幕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刊登。在一系列时评和社论中，邵飘萍用辛辣的言辞开出段祺瑞执政府显赫的“战绩单”：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至于邵飘萍发出的“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的呼吁，实际上是指出段祺瑞为祸首，将唾沫直接吐到他的脸上，使那位下令开枪的段执政无地自容。及至3月底，《京报》重拳出击，印制了三十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地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冲破铁幕，反抗专制，启蒙民众。在当年，《京报》是冲锋团，邵飘萍是霹雳火。难怪冯玉祥将军曾由衷地赞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他还夸赞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鬼域当道，世事多半是荒谬的。段氏执政府一日不倒，民愤便一日难平，罪魁段祺瑞一日尸位，正气便一日难伸。杀人犯脱罪，而谴责杀人者反而上了通缉名单，北大教授李大钊，教育部佥事周树人，《京报》总编辑邵振青，正直敢言的报界、学界名人几乎一个也不漏。
三
东北大王张作霖是邵飘萍生平所遭遇的第三位大冤家，也是他的生死冤家。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是北洋奉系军阀首领。此人土匪出生，早年无恶不作，1916年，他膺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从此在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盘踞东北，俨然是雄霸一方的土皇帝。
与其说邵飘萍反感张作霖，还不如说他憎恶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地方军阀。这些猛人拥兵自重，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个个暴虐无常，是一串附赘在国家肌体上难以割去的大毒瘤。邵飘萍在一篇时评中写道：
吾人所以反对张作霖者，固因其违反民意，妄肆野心以武力逞威权，视战争如儿戏。独夫民贼，不应再听其专横，此就消极方面言也。惟其如此，故虽拥有东省之富庶，而财政紊乱，胡匪猖獗，暴敛横征，社会破产。数次侵略关内之战，皆耗费数千万金，何莫非东省人民之所负担，充其舍近图远穷兵黩武之虚荣心理。东省民力，将无复得资休养之期。推翻张作霖，即为刬除整体地方之障碍，此就积极方面言也。
1918年2月，张作霖抢劫政府军械，邵飘萍为此撰写了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
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
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
寥寥数笔，邵飘萍即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八年后被杀害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邵飘萍做过一件大事，他间接促成东北虎将郭松龄于1925年11月24日宣布倒戈，策动滦州事变，与冯玉祥强强联手，讨伐张作霖。《京报》为此发表了大量历数张作霖罪状，声援郭、冯二将军的新闻、评论。这件“挖墙脚”的事令张作霖切齿痛恨，难以释怀。及至12月7日，一大张两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厚的铜版纸精印，上面满满当当全是最近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的照片，异常醒目。在每个人物下面，邵飘萍亲自撰写了介绍语，比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特刊一出，洛阳纸贵，京城物议沸腾，甚至流播到前线，奉系军心为之动摇，连连失利。张作霖既恨邵飘萍，又怕邵飘萍，一时黔驴技穷，傻人想出蠢办法，居然汇款三十万元公然收买《京报》。邵飘萍又好气、又好笑，当即将银钱悉数退回，使得《京报》上攻击张作霖的火力不见减弱，反而增强。他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收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张作霖的想法非常简单，你邵飘萍不识相、不买账、不贪财、不要命，可谓软硬不吃，那我张大帅就只好寻机将你活捉枪毙，惟有将你消灭，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1925年12月23日，郭松龄的部队遭到奉军和日军的联合夹攻，兵败被俘，翌日遭到枪杀。邵飘萍闻讯之后悲愤莫名，立刻向读者揭露张作霖勾结外敌、残害同胞的真相。张作霖从鼻孔里哼出一道冷气，“于是乎乃有必死飘萍之心矣”。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狗肉将军”张宗昌的部队军纪最差，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至于封几家报馆，抓几个有赤化嫌疑的书生，又有何难？于是乎白色恐怖笼罩京城。直鲁联军公布了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共计二十七条，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
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他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邵飘萍当时避处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算安全，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居然轻信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下午五时半乘坐私人汽车离开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即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
4月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北京各界名流闻风而动，全力进行营救。以杨度为首的十三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张少帅并未闪烁其词，而是毫无隐讳地向众人交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代表们再三恳请军方能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监禁邵飘萍，免除其死罪。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话都已说到这个份上，就是天王老子来求情，估计也是白费口舌。
4月26日凌晨一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解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所拟罪状为：
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为炯戒，此令。
凌晨四时三十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表现了一回黑色幽默，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他昂首面对尚未露出一丝晨曦的天空，哈哈大笑，枪响之后，他的笑声才戛然而止。
张作霖、吴佩孚明目张胆地戕害报人，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邵飘萍死后三个多月，1926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