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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5-08-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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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霖、吴佩孚明目张胆地戕害报人,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邵飘萍死后三个多月,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同样因言贾祸,被张宗昌下令枪杀。“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和林白水被杀害,实属民国两大冤案。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铁犁”副刊的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触犯《出版法》为由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决。顾祝同借文字狱罗织罪名,不惜摧残舆论,蹂躏人权。实际上,刘煜生获罪的原因并不在于他编发的小说如何反动,而是由于他此前报道过省府鸦片公卖的秘闻,得罪了顾祝同这位中饱私囊的猛人。同年,还有《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遭到军方枪杀,新闻界受到强权打压,一时间言路堵塞,万马齐喑。

  帝王政治“隔代亲”

  
  ? 孙克诚
  帝王世系大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据王国维诸先生考证,源自西周,始作俑者为“制礼作乐”的周公。立长不立贤,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摈弃后天的人为选择,嫡长子制自有优势所在。起码可以有效地防止继承人在选贤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的矫装伪饰、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相互倾轧以及由此引发的内耗离心与崩解骚乱,给心怀异志、觑觎国器者以可乘之机。而帝王政治中据鼎秉权者的新旧交替是一姓王权生命中的薄弱环节,如何平稳地、安全地交接政权向来是历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在这种情况下,立长制以先天既定性让选贤制下有机会者心无异想而安其分守其责,是防范乱自内作的屏障。尽管它也有虚弱的命门,如继位者少幼时政权的旁落宦官、外戚与母后,但王位继承人的立嫡制自西周以来至明代基本上无可动摇。
  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清朝却是例外。清入关后,在皇位的承继上别于前朝,采用的是立贤制,即诸皇子均是候选人,择其贤能者立为皇储。表面上看来,这颇与现代的人才择优理念相符,而实际上的中选者只是取决于父皇的合意与否。欣悦于万人不如取悦于一人,因此诸皇子间竞争激烈之程度可想而知。而有幸承接帝位者,忘形的得意后掩饰不住的是极度扭曲心灵的累累伤痕——可见皇帝们常有的暴戾无常的言行实是大有理由的。同时关于在位者的流言也多有,在宫廷与坊间暗暗播布。例如雍正帝,在他峨峨金銮殿煌煌宝座的背后,弑父逐弟鸠子的阴影终其一生不散。“传位于四皇子”还是“传位十四皇子”,民间流传的篡诏矫命之说眉目甚细。因为四阿哥胤祯(雍正)不是诸位阿哥中最优秀者,他的承接大统引起了朝野无尽的善意或恶意的揣度。
  于是有一种替雍正辩解的说法流传:清圣祖康熙帝非常喜爱天资聪慧的孙子弘历(乾隆),其情殷殷甚于爱诸子。为确保帝位将来某日传与孙子,四子胤祯父因子贵被确立为皇位承继者。因此雍正不过是王权承继的一个过渡。乾隆盛世清室中兴,继位的乾隆帝的确没有辜负皇爷爷的厚望,成为一代有为名君。乾隆帝一生对祖父的恭敬、崇拜之心也眷眷可表,在登基六十年时,为免于超过康熙祖在位六十一年而显不敬,便下诏逊位于嘉庆,甘做太上皇。祖孙情浓明明可鉴,民间伦理关系中所谓的祖孙“隔代亲”在帝王政治中也有所反映。
  照弗洛伊德理论,子对父的反父情结源于本能,因为生活中的父子关系有时是处于进退无措的境地。在古代的权力场中,父子关系的对抗更是得以放大,宫廷里父子常是互存警惕之心的。太子势力坐大,就有逼宫之嫌,是深为父皇忌讳的。这似乎也有理,如唐代“安史之乱”的平定中,太子李亨势力逐渐壮大,最后径自称帝——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黯然失却帝位。倘若太子懦弱势微,有时也会面临废嫡立庶的危险,如汉高祖刘邦的太子刘盈(惠帝)就有过一段被父皇预以赵王如意替换的危机。后太子采取建议,与刘邦曾征召而不得的山野隐逸高士“商山四皓”往来甚密,使刘邦顾及到太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取消了重立太子之念。权力的绝对诱惑,让父子之亲心生罅隙,使亲情异化。历史上弑父自立者亦不乏其人,如隋炀帝,还有安禄山、史思明不也是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史朝义害了吗?父子相隔太近,彼此看得太清,在权力交接的漫长等待中,很可能让人失掉耐心去“抢班”。至于王权政治中的兄弟关系就更不可信了,李世民为了皇位杀兄灭弟的“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对着自己的手足大加杀戮吗?赵匡胤、赵匡义兄弟二人协力打下天下,却不能共享天下,夜里兄弟共饮,晨则宣告兄驾崩、弟登位,惟余这夜幕里的“烛光斧影”给后人留下无尽的猜疑。
  似乎只有这康熙、乾隆祖孙的“隔代亲”少了点利害,多了些温情,给了人们些许言说的羡意。当然,类似的帝王政治“隔代亲”历史上也曾有过,但它却是悲剧。例如,明初,明太祖朱元璋东征西讨定鼎天下后,在确定接班人问题上的失策即埋下了动乱隐患。应该说诸位皇子中,四子燕王朱棣征讨安邦、威伏四夷对于明朝开国功劳甚大。太子朱标英年早逝。按说,建国之始,诸王子中择其贤能者以承大统也不为过,嫡长子继承制历朝历代也都有所权变,可太祖元璋不知出于何因,硬要坚持嫡长子继承制,于是立了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或许心中的猜疑畏虑让朱元璋对于儿辈有所防,而祖孙的“隔代亲”让他心有所安,故此舍儿取孙。朱允炆君临天下,试想燕王怎肯对黄口小儿俯首称臣?“靖难之役”起,很快南京陷落,建文帝朱允炆穿袈裟、揣度牒,“大地山河一担挑,四大皆空相”,凄凄惶惶逃离了京都,杳杳渺渺不知所终,叔父终夺了侄子的天下。
  立贤也罢,立嫡也罢,一家之天下的王权政治,政出一人,在上之意总是成为裁量定夺的标准。一驾注定坠崖的马车,驾车人上上下下的更替变化,挽救不了必然覆亡的命运。兴也勃,衰也忽,贤与不肖者,几次三番的更迭,百姓或得点实惠,或离乱遭殃。然而一姓一朝,生之始,亡之起,既定的轨道,王权的交替,关乎百姓何事?诚如张养浩所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多是帝王政治的实质。权柄的牢牢秉握与稳妥交接是帝王们的念念不释,这期望却每每落空。往事犹可鉴,回头看去,这宫廷里曾有过的祖孙间一丝温情的亮色,也被涂抹上了一层凄迷的暗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旺,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朝代更替之际痛苦思索之后写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句子,确实道出了社会的实质。可这又怎么会被王朝时代的君主们理喻呢?

  大学演讲与自我启蒙

  
  ? 宣炳善
  演讲和启蒙本是欧洲的传统。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启蒙活动,演讲在中国古代是付之阙如的。中国历史上有说书和宣讲,但说书是民间艺术,而宣讲则是政治教化,均非演讲。自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在中国展开,掀起了保国的演讲热潮。近代中国较早的社会演讲活动中颇为典型的是梁启超在1898年的《保国会演说词》〔1〕,当时的保国会章程中有一条便是定期在会内演讲。可以看出,在中国,演讲这一现代性活动诞生之初,首先是针对全国性的公共话题而展开的,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注意到了这一反思性的公民活动。
  1902年11月的《大公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论演说》的文章,为当时新出现的演讲现象营造社会舆论。文章说:“天下有甚急之事,而其势若缓;有甚重之物,而其系若轻。惟先觉之士能见之而流俗不暇察也,则演说一事是已。今夫吾国士无智愚贤不肖,莫不以开瀹民智为最亟之物矣!”〔2〕对天下大事发表公开的演说,开启民智,这自然是现代公民意识的体现。“公民意识”这个概念在当时更多是用“公德”来称呼的。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公德说》一文中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今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言新道德。”〔3〕梁启超反复宣传的公德就是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公民意识。梁启超认为只有具备公共道德的人才是“新民”,即公民。梁启超在同年还发表《新民说》,宣传公民意识。文章说:“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4〕梁启超所说的“新民”与“公民”两个概念是基本相同的,都强调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关心,即公德意识的培养。而公民参与一国政事的主要途径就是演讲。不过当时国人对演讲这一新事物还相当陌生。1905年8月《大公报》的一篇文章就说:“按中国人于演说一道,素未讲求,故每于登台演说时,非格格不吐,即气断声嘶。或名言精理,不能表示于大众之前;或满口酸文,使人闻之不能尽解。”〔5〕
  我们注意到,当时的这些社会演讲更多是一种他者启蒙,即具有传统士大夫气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普通民众运用演讲的方式进行启蒙教育。而中国大学中的演讲活动最初主要是大学师生的自我启蒙,更具学术性,而且要接受来自大学内部各方面的质疑。这一点区分十分重要。大学是公共文化展开的空间,大学演讲作为现代公民的自我启蒙活动,存在一个文化空间内在自我制约的问题。这正如哈耶克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应当发誓,永远不在自己专业能力之外发表公共意见〔6〕。因此大学演讲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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