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康德并没有按照他说的那样去做。当他自己的祖国普鲁士被俄国占领时，康德却向俄国女皇屈服，拜倒在异族的统治下。而费希特则在法国攻破普鲁士时，到处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唤起德意志民族的自信与团结。因此马相伯认为康德在生活中缺少国民责任，缺少公民理念的行动。正是在这一点上，马相伯认为康德不如费希特，一个正直的学者除了研究学术，也应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尽一个国民应有的责任。马相伯的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信念有关。大学演讲本身要求享有更多的公共性以求自我生长，所以演讲是公民文化传统的营造，与纯粹的学术报告有一定的距离。马相伯在这个意义上批评康德，正是从公民行动出发的，公民不能总是独自在家面壁沉思，需要参与公共事务并接受来自各方的质疑，而大学演讲正是这样的一种途径。
一百年前，马相伯出于对文化民主的追求，创立了复旦大学，大学的演讲传统便以学校章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这种演讲正是自我启蒙、自我教育的公共活动。在《复旦大讲堂》一书中，朱维铮在《清末民初的学与政》的演讲中提到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李登辉做复旦大学校长时的一件事（此李登辉非台湾之李登辉也）：“李登辉校长不太会讲中文，但颇为民主，很关心学生。有一天晚上巡视学生寝室，看到一个同学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他想让这个学生睡到床上去，一时想不出怎样用中文表达，只好说：‘把你的身体放到床上去。’复旦就是清末民初民主运动的产物。”这则逸闻说明从马相伯校长到李登辉校长，复旦传统一直是继承下来的。正如复旦老校歌里所唱：“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
2005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复旦大讲堂》经过编者的精心选编，收录的十五篇演讲中，有八篇是复旦本校的学者。从这八篇演讲中可以看出复旦大学的民主传统与学者风范。我们期待《复旦大讲堂》本着复旦的民主传统与学术传统，继续出版以后的几辑，从而形成一个复旦特色的演讲系列。
让我们重回一百年前的1905年，重温那段艰辛而真诚的办学历史，还有马相伯老校长的大学演讲传统。
谨撰此文，祝福母校百年华诞。
注释：
〔1〕夷夏编：《梁启超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2〕〔5〕转引自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5、106页。
〔3〕梁启超：《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61页。
〔4〕梁启超：《新民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6〕秋风：《哈耶克与诺贝尔奖》，载《环球时报》2003年7月21日。秋风为《哈耶克传》的译者，《哈耶克传》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7〕〔9〕〔14〕〔15〕〔16〕〔17〕〔18〕〔22〕〔23〕〔24〕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110、60、1151、999、1061、1111、1107、1151、114页。
〔8〕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7页。
〔10〕〔13〕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951页。
〔11〕转引自刘增合：《媒介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2〕《胡适全集》第十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19〕〔20〕〔21〕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27、29页。
《青年》杂志与《青年杂志》
？ 吕明涛
《新青年》在1915年创刊于上海，最初的刊名是《青年杂志》。出版后不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写信给《青年杂志》的出版者群益书社，要求该杂志改名，理由是该会办有杂志《青年》、《上海青年》在先，《青年杂志》在命名上与该会杂志有雷同之嫌〔1〕。依今天的眼光来看《青年杂志》与《青年》、《上海青年》并不算雷同，所同者也仅“青年”一词。那么，为什么陈独秀自认理亏，并同意更名。是陈独秀的确有意雷同？还是基督教青年会以势压人？
“青年”是我们今天所习用的词汇，但是，从语源学的角度讲，“青年”一词并非汉语中所固有的词汇，它的出现大约是晚近的事。在古汉语中，有“青岁”、“少年”等词表达与“青年”相近的意义，如陈子昂《春台引》：“迟美人兮不见，恐青岁之遂遒。”李白有诗句：“红颜悲旧国，青岁歇芳洲。”青岁与美人、红颜互文并举，用来形容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青岁”一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常用，相比较而言，“少年”一词更为口语化，也更为常见。如，晚唐诗人韩偓《三月》：“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唯少年。”苏轼词《江城子·密州出猎》首句为“老夫聊发少年狂”。近人王国维综合韩、苏二人诗意作《晓步》：“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少年”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仍在使用，其含义与古代相比，在外延上更小了，具体指人从十岁到十五六岁的阶段。在古汉语中，人从十岁到三十岁的阶段都可用“少年”来泛指。换句话讲，古汉语中的“少年”包含了现代汉语中的“少年”与“青年”。另外，在古汉语中还有“青春”一词，如何晏《景福殿赋》：“结实商秋，敷华青春。”李白《送李青诗》：“伯阳仙家子，容易如青春。”在这两句诗中，“青春”皆实指春天，并没有引申义。应该说自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一文后，“青春”一词，才被引申出与“青年”相类似的意义。由此可见，“青年”一词并非我们古已有之的东西。
“青年”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大约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是由传教士翻译并固定下来的。1844年，威廉斯于伦敦创设基督教青年会，其后该组织即遍及世界各地。1855年，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成立。1876年，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青年会。当时的青年会会名是“学塾幼徒会”。1896年，穆德来华，召集了全国已成立的二十九个“学塾幼徒会”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全国会议，决定编印适用书报以促进学生宗教生活，并开始发行《学塾月刊》。1902年，第四次“学塾幼徒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确立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名，决定成立书报部，出版青年读物，把《学塾月刊》改名为《学生青年报》，又称《青年》。
回顾近代新闻出版史可知，以“青年”一词名杂志者实属不多，《青年》这一由基督教青年会在上海创刊的杂志，应当是中文报刊中最早以“青年”命名的杂志。1903年，由革命派在上海创刊的第一份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刊物，取名《童子世界》。1911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供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名为《少年杂志》。可见，“青年”一词还没有被社会广泛接受。仔细考求，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二十世纪初，凡是以“青年”命名的杂志，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杂志。上文已经提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主办《青年》、《上海青年》，基督教青年会在全国各地的分会也办有以“青年”命名的刊物，如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主办了《青年会报》（1901年），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主办了《广州青年》（1909年）。显然，在上世纪初叶，“青年”一词似乎已成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专有名词，杂志的名称中出现“青年”一词，也成为基督教青年会杂志的一个标识。正因为以上原因，当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杂志名称中嵌入“青年”二字时，基督教青年会便以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专利。
陈独秀将刊物名称自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自称是为了“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并在更名后的第一号，也即第二卷第一号上撰文《新青年》加以渲染：“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对于刊物的更名，有的研究者认为：“陈独秀应读者的希望，更名为《新青年》，添一个‘新’字，以与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的内容名实相符。”〔2〕这一推论显然是被表象所蒙蔽了。此次更名，陈独秀固然有“刻意制造杂志的‘全新’面貌”的用意，以便能够博得读者的极大好感〔3〕，但是，陈独秀真正的用意却不止于此。
陈独秀为了满足基督教青年会的要求，在“青年”前冠以“新”字，以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杂志的刊名，此举多少有点智者的狡黠。好在基督教青年会没有再深究下去，《新青年》这一后来的金字招牌就这样挂起来了。这里有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陈独秀为什么兜着圈子就是不愿放弃“青年”一词？我们推测他的用意，可能故意想让新闻检查机关误认为《青年杂志》或《新青年》是教会办的杂志。在1915年创办这样一个进步的杂志，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因为刚颁布不久的袁世凯的报律并没有给这一杂志留下太多的生存空间。袁世凯报律颁布不久，北京各报召开报界会议，研究应对办法，有人主张报纸挂洋旗，也有人主张报纸迁往租界去。可见，利用袁政府惧怕外国势力的特点来延续报纸的生命，这已成为报界的共识，陈独秀为杂志取名，不能完全排除也有这一想法。
陈独秀不放弃“青年”一词，还有更深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