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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广州真的与北方什么都不同啊！我本来想说除了语言是一样的，但北方人真的能听懂粤语吗？北京与这里相距大约2000公里，我从小生长的河南也与广州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从地理上看广州与北京的距离基本上相当于欧洲的意大利与挪威之间的隔绝与遥远，也难怪。所以在广州这里常常有“天高皇帝远”的感觉，即便是今天的便利交通也没有将两地彻底弥合起来。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是什么将中国或者东亚如此大的一个区域紧紧捆绑在一起，真是个奇迹。欧洲小国林立，不断揉碎然后重新缝合起来，一次又一次轮回，如今的“欧盟”是又到了“合”的周期。中国之所以能在大多数时候处于大一统，一则是传统，从秦至今已经2000多年；二则是地理，没有来自外界的激烈干扰，东亚就有超稳定结构，可以千年不变。
8月3日，午饭他们安排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据说那里晚上饭菜贵得一般不会去，但中午套餐却便宜得人人都愿意去，而且那是亚洲最大的一家餐厅，实为一景，叫“菊”什么，是日本料理。结果在那里排队排得心慌，最后就换了地方，还是日本料理，C总喜欢吃日本生鱼。
4日这天中午给安排到一家河南餐馆，饭菜好吃得要命，减肥计划又落空。广州真是个生活的好地方啊！
大前天与两个网友在一起时，那个外地的小朋友说，哪里她都不想去，广州是她最喜欢的城市。广州确实是有魅力的。她不仅吸引了今天四面八方的人，而且也吸引了古代四面八方的人，看看广州的历史就会得出这个结论。就国际贸易方面，广州的前身番禺史迹辉煌。
在过去的三天里与我直接打交道的人中间，似乎大多数都是“外地人”。编辑部的3个老总全是外地人，一个山东，一个东北，还有一位是湖北的。其实这也是开放时代的一个标志，人口流动与开放程度呈正比。在穗期间也与一些人谈到国家与社会发展，我觉得接触到的这些人还多属于“愤青”思维，多只看到眼前的问题以及某些团体与个人的失误，没有习惯“历史地”看问题，也没有看到中国整体文化上的缺陷。当看到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问题时，我们常常会相对客观并宏观地历史分析问题，但是一旦放在自己国家的问题，人们就常常会犯“身在此山中”的毛病。比如，一些非洲或印度等这些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我们一般会笑笑说：唉，这些国家……言下之意，他们的民族文化等决定了他们今天处于那种地位。我相信对于中国的问题许多“外人”也是如此看待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历史文化问题，是对抗地理封闭等自然条件问题，单纯盯着当代的个人与团体的问题，以为什么都可以一蹴而就，是一种幼稚病。我觉得渐渐我与大众看待社会问题在拉开距离，因为我越来越多地陷于“历史”，习惯纵向地看社会问题，而大多数人习惯于横向地看问题。两者的不同视点决定了结论的不同，这纵、横往往就分出了保守与激进。
离开广州的时间到了。我本来不喜欢客气，不要他们送我，汽油也那么紧张，大家还那么忙，最终拗不过 C 总把我送到飞机场。只在广州待了几天，与编辑部的几位朋友竟然就有些依依不舍了，主要是照顾得周到。
夜里到京，我事先联系了一位朋友去飞机场接我。我们俩本来约好哪天见面谈点事，老是不凑巧见不着，我说那就把谈话搬到汽车上吧，他一听这主意不错，因他恰好也住在机场附近，就过去了。大约1小时后车子到我家时，事情也谈完了。我一直认为我是个罕见的效率专家，这是我“成功”的秘诀。另外，在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之下我的决绝态度往往能使我获得奇特的“死而后生”，最后险中取胜，这次旅行也是一例。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在中州大地访古（10）
假如有条件，我会沿着中国的海岸线走一圈，方向为 ：向北向北，再向北，到浙江、上海、江苏一带，甚至山东和东北去，把中国的沿海走完，“丝绸之路”的大概念就会比较圆满了，主要看时间与经济状态。2005年夏天的旅行得益于各地的朋友相助，在此对所有付出热心的朋友表示感谢。
《罗马有多远》 第二部分一本有争议的奇书（1）
一本有争议的奇书：《光明之城》
泉州朋友跑了一下午才替我买到的奇书《光明之城》（The City of Light），我见到前一点都不知晓它的存在。他在电话里介绍说是一本类似马可·波罗的西人游记，所不同的是这本书主要是写泉州的。我是如此地关心泉州，所以这本书当然对我就非常有意义了。
旅途匆忙，接到书后没怎么看。回京后，天气依然“桑拿”，我花了几天时间在汗流浃背中兴趣盎然地阅读了全书，这是一本很值得一说的奇书。甚至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本对于中国人有着重大历史价值的书籍，其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这几个特殊的方面：1。“西来说”之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2。中国古代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3。中国古代与意大利人之间的通商道路；4。中国宋代的“现代化”萌芽（而非明代）；5。中国古代南方由于与海外的频繁联系而具有的世界性与开放性程度。
这本书的编译者是一位英国人，大卫·塞尔本（David Selboume）。他自称此书保存在一位（意大利）私人收藏家手里，1990年刚刚获悉原始文献的存在，自1991年他获准在文本的所有者家里进行研究翻译，1997年此书以英文面市。据说原文献作者名叫雅各·德安科纳（Jalcobd' Ancona，公元1221…？），是一位犹太裔意大利人。而我手里拿到的是汉语翻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学勤先生审校。
这是一本特殊的书籍。这个属于游记的文本产生的时间早于马可·波罗4年，但却在1997年才揭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甚至它还没有完全揭秘，所以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证伪。因为编译者不能展示出实物以说明这本书不是现代伪造，读者从来没有见过他所依据的原始文献。他的解释是，原始文本的收藏人不愿意向世人透露，并且就连他抄写翻译都必须是在收藏人家中进行，他为此付出了5年的时间。对于这本书为什么一直密藏不露，他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原作者强烈的宗教思想，作为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拉比；雅各排斥当时欧洲流行的基督教，书中有多篇批判或仇视基督教的语言，过去发表这样一个文本显然不合时宜，甚至危险。欧洲社会长期排斥犹太人实际上更多可以归结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互斗争与仇恨。甚至在原作者生活的年代已经存在着强迫犹太人必须佩带“该隐标签”的传统，部分恶果一直延伸到二战中对于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从这些方面确实可以理解收藏者不愿意展示原稿的意愿，假如那是一个性格特殊、身份特殊的人，他确实有理由这样做，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毕竟没有原始文献的出具，伪造的怀疑就不能消除，所以这样的阅读也需要谨慎。
好在我是个特殊的史前史研究者，我以资料收集的“加法”闻名，背离“不严谨”的“牵强附会”是我的重要方法与手法之一，所以这本书自然也不能逃脱被我珍视的命运。
根据书中描写看，雅各会多种语言，毫无疑问他会意大利语和希伯来语，并且阿拉伯语也是他的常用语，他还会一些其他语种，如拉丁语和希腊语。他的书就是用这些语言混成的，并且，当然是用中世纪的古语写成的。仅从语言方面看，假如这是一本伪书，这个伪造者首先应该是一位语言天才或语言学大师，因为他要滴水不漏才能做到让全世界学者注目他的作品并仅评价为“有争议”，而不是一上来就因为诸多破绽而被一枪毙命。
大卫介绍了原书的外观物理状态，同时他肯定原作的主要作者为一人，不过文本的最后还是发现了另外一个人的署名：Gaio Bonaiuti。这些细节或许并非没有意义，或为了像小说骗取我们读者的信任，或说明这本书确实有另外一个作者。
由于这本书大部分有关于中国，尤其“光明之城”就是泉州这个古“刺桐”的别称，自然就引起中国人的极大重视。在厚达550页的几十万言书中，中国学者没有提出特别多的疑问，我记得比较突出的一个“硬伤”是，书中多处谈到中国宋朝皇帝的时候使用的是“度宗”等这样死后才会使用的庙号，而当时这些皇帝都还活着。对此历史习惯我没有研究，不能发表意见。不过我认为假如这些游记是在雅各晚年所写就可以解释这个疑问，尤其是那位最后署名的人假如在雅各之后介入了写作或修改，就可以解释这些问题。
我曾经查过网络上的英语世界对这本书的关注，似乎反应寥寥，而且看到的一些文字也是批驳否定之辞。中国人也在加入对该书的“证伪”行列，同时人们也认为这本书是有研究价值的，编译者大卫甚至应中国之邀来到过泉州参加了一些研讨会。这本书在中国出版的推荐者以及编审是中国当今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为之作序的还有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会长陈高华先生以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王连贸先生。当然他们并非肯定这本书的真伪，只是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但足以说明这本书在中国受到的重视。我的看法是，即便这是一本伪书，这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伪书，因为其中有一些言论肯定有一定根据与出处，作者即便造假也是把他所知道的常识给汇总而已；他会尽量贴近历史，而不是创造历史——后者太容易被揭穿。再退一步讲，任何历史多少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