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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还得提到一种人们所经常犯的错误。有一种幻想认为爱就意味着必然没有任何冲突矛盾。就像人们习惯成自然所认为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痛苦与悲伤都应该避免；爱就意味着完全没有冲突矛盾。理由是，他们之间产生的矛盾都一律会导向毁灭，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是，大多数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企图避免“真正的”冲突。他们在琐碎事情上表面看意见不一，而这些琐事本身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两人之间的真正冲突并不是破坏性的。真正的冲突不会用来掩盖或投射问题，真正的冲突与矛盾是在他们所属的内在实在的深度上的体验。这种矛盾会导致清晰化，会导致宣泄。而双方都会从中得到更多的了解和力量。这又回到了我们原来所说的话题。
仅仅当两个人从他们存在的中心进行沟通的时候，仅仅当他们从自己存在的中心体验自己的时候，爱才是可能的。人的实在，人的生命力，爱的基础都只存在于这种“中心体验”。这样体验的爱是一种持久的挑战；它并不是一个休息的场所，而是一起运动，一起成长，一起工作。相对于两个人从存在的本质体验他们自己，相对于他们彼此为一、而不是彼此拒斥的情形来说，所谓和谐还是冲突，欢乐还是悲伤等问题都退居其次了。是否有爱只有一个尺度：两个人关系的深度，两个人生命力以及力量的深度；通过这些爱情的果实我们自能辨认出是否有爱。
就像机器人不能彼此相爱一样，他们也不能爱上帝。上帝之爱的蜕变跟人与人之间爱的蜕变同样剧烈。宣称我们正在见证的这个时代宗教必将复兴与事实正好相反。除此之外，别无可言。我们所见到的（尽管有例外）是宗教衰退到一种对上帝的偶像概念；把对上帝的爱转化成了一种适应异化了的性格结构的关系。退回到偶像崇拜的事实是很容易看到的。人们很焦躁，没有原则和信仰，除了走在时代前头之外没有别的目标。因而他们继续保持在孩童的水平，继续希望父母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来帮助他们。
确实在宗教文化中，如在中世纪，普通人也把上帝看作一个帮助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但是，同时他们也很严肃地看待上帝，他们将依据上帝的原则生活看作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事情；他们也将“得救”看作所有其他活动都要服从它的至高目标。今天，这样的努力早就不存在了。日常生活跟宗教价值严格分离。日常生活投身于物质享受，以及在人格市场上的获得成功。我们世俗生活的原则是建立在冷漠与自我主义（经常冠以“个人主义”或“个人能动性”的标签）的基础上的。真正宗教文化中的人可以用八岁的孩子做比较：它需要一个拯救自己的父亲，而且他们打算在生活中采用父亲的教导和原则。而当代西方文化中的人，则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当它需要父亲帮助的时候它就哭叫；但是，当它不需要父亲的帮助，能自己玩的时候，它就妄自尊大，无法无天。
我们像婴儿一样依赖一个拟人化的上帝形象，而不是依据上帝的原则来改造生活；在这方面，我们更接近原始的偶像崇拜的部落，而不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另一方面，我们的宗教状态表明了一些新的、仅仅属于我们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我指的是我在前面那一部分已经说过的话。现代人已经将自己变成了一件商品；将自己的生命力看作是能在市场上取得最大利润的投资；在人格市场上不断考虑自己的状态和位置。他跟自己、跟同胞以及跟自然相异化。他的主要目标是跟一个同样想做成一笔公平的而有利买卖的人做成以他的技巧、他的知识、他的一整套人格品质为商品的划算交易。生活除了生存以外别无目标，除了公平交易以外别无原则，除了消费以外别无满足。
在这种环境下，上帝的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上帝的宗教意义消失殆尽，它已转化成了适应异化文化的成功概念。在最近的宗教复兴中，信仰上帝已经变成了一种使人更能适应竞争斗争的心理工具。
宗教信仰已经跟心理暗示以及心理治疗结合起来，以便在商业行为中能够对人有所帮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还没有人号召信仰上帝以适应“提高人格”的需求。１９３８年最佳推销员戴尔·卡内基的《如何赢得朋友以及如何影响他人》还严格保持在世俗生活的层次上。卡内基这本书在他那个时代的作用，跟皮尔牧师的著作《肯定思维的力量》在当今这个时代所起的作用相似。在皮尔这本宗教著作中，我们对成功的追逐本身是否符合宗教精神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甚至也没有被提出任何的质疑。相反，这一最高目标被当作无可置疑的前提；对上帝的信仰和祈祷被当作提高成功能力的手段而广受欢迎。就像现代精神病理学家给雇员推荐幸福来让自己更受欢迎一样，牧师们推荐爱上帝只是为了更加成功。“让上帝成为你的伙伴”意味着让上帝成为你在生意活动中的伙伴，而不是在爱、正义与真理中与上帝为一。就像兄弟之爱为非人格的公平所取代一样，上帝也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宇宙公司的总指挥；你知道他就在那儿，他操纵演出（尽管没有他的话，也可能照样上演），你看不到他，但是在你“尽你的分内职责”时，你得承认他的领导。
附录弗罗姆生平及思想（1）
这是一位具有某种独特才能和魅力的德国人，他没有马尔库塞的犀利激进，也没有弗洛伊德的深刻独创，仅仅靠着不多的几本主要著作，使他成为风云一时的思想家。他在欧美多所大学执教，又是著名的医生。他的著作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并历久不衰。他不仅是受人尊敬的学者，而且是广为人知的畅销书作家。他被称为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哲学家。这就是弗罗姆。
我们把弗罗姆定位为２０世纪的思想家，虽然２０世纪是一个思想家贬值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书籍和号称思想家的数量超过了所有历史时期的总和，一个个思想派别的熙来攘往，一批批思想家的兴衰荣枯，构成一幅幅扑朔迷离的场景。在这个思想舞台上，班驳陆离的观点透露出内容的贫乏与重复，新颖时髦的术语遮盖不住模仿的陈旧痕迹。那么，弗罗姆究竟是属于来去如风的流行明星，还是真正卓有建树的思想家呢？通过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也许有助于我们做出回答。
生平纪略
埃里希·弗罗姆（Ｅｒｉｃｈ Ｆｒｏｍｍ）１９００年３月２３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他成长于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父亲纳夫特里（Ｎａｐｈｔａｌｉ ｆｒｏｍｍ）和母亲罗莎都是虔诚而严格的犹太教徒。多灾多难的犹太民族在欧洲四处流浪，随遇而安，但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传统。虽然犹太人中多有经商理财的能手，然而犹太教却极其重视精神的超越。弗罗姆的父亲是一个酒商，他对此深感惭愧，因为他祖辈都是犹太法学博士，而且商人似乎妨碍他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教徒。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犹太教法典，阅读《圣经》，倾听先知的故事等构成了少年弗罗姆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一次广播节目中，晚年的弗罗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以说明这种家庭氛围：他的曾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法典编纂者，但并不是一个拉比。他有不少孩子，负担很重，在巴伐利亚开了一个小店，只能挣很少的一点钱。一次一个能多赚些钱的机会来到了，条件是有时必须出去跑跑。他的曾祖母说：“你是否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个月只需要在外面跑三天，就能多赚些钱。”他的曾祖父道：“你认为我应该为了赚这点钱而每月牺牲三天的研究时间吗？”曾祖母说：“我的上帝，当然不！”事情就这样算了。这位曾祖父整日呆在店里研究犹太法典，每当顾客光临，他就抬起头看看他说：“您实在没有别的店可去吗？”可见，弗罗姆后来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持如此激烈的批评观点，同他家庭的背景是密切相关的。
弗罗姆的父母是德国小市民的典型，他们都谨小慎微，循规蹈矩，而且有神经质倾向。父亲性情暴躁，喜怒无常。母亲则情绪抑郁，落落寡欢。他说，在那样的父母身边“我没有发疯，这就要感谢上帝和归功于其他方面对我的影响了”。父母虽然对他极其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但他仍感到非常孤独，日夜期望着“能有什么东西把自己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弗罗姆性格内向，他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十分普遍的，他既抱怨这样的家庭环境，这样的家庭环境又反过来刺激他对奇特而又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发生兴趣，这构成了他以后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直接原因。
十二岁那年，弗罗姆目睹了一件终生难忘的事。这件事使年轻的弗罗姆变成人类心灵秘密的探究者。有一位年轻的女子，是他们家的朋友，这位漂亮而富有魅力的年轻女郎芳龄大约二十五岁，擅长绘画艺术，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画家。她常到他们家作客。她订婚不久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