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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的年轻女郎芳龄大约二十五岁，擅长绘画艺术，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画家。她常到他们家作客。她订婚不久就解除了婚约。弗罗姆发现，这位娇美的女郎每次上他家来，总是陪伴着她那位丧妻的老父亲，而她父亲则是一个索然无味、其貌不扬的老人。她的父亲逝世后，一天，忽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女艺术家自杀了，并且留下遗嘱，希望将她同父亲合葬在一起。消息传来，弗罗姆百思不解。他说：“我非常喜欢这位妙龄女郎，而讨厌那位其貌不扬的父亲。在这以前，我也根本不知道人还会自杀。于是，一种想法便油然而生；这一切又是何以可能的呢？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如此爱恋着她的父亲，以致她宁愿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也不愿意活着享受人生和绘画的乐趣呢？”
弗罗姆被“何以可能”这个问题难住了。当然他在当时并未能找到什么答案。后来，当他读到弗洛伊德的著作，才知道了“恋母情结”，知道了在女儿和父亲之间存在着“乱伦的固恋”。当他渐渐地熟悉了弗洛伊德学说的时候，就觉得似乎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找到了有关在少年这段令人困惑而又害怕的经历中的答案。于是弗罗姆成了弗洛伊德的一个信徒。在中学和大学期间，他是地道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把弗洛伊德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
进入海德堡大学是弗罗姆人生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在西方国家中，德国与我们的教育方针最为接近，即要求严格，强调基础知识的掌握。弗罗姆学习十分勤奋，掌握了广泛的知识。海德堡大学当时名师荟萃，齐美尔和韦伯的课给弗罗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２２年，弗罗姆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德国的文化气质深深地影响了弗罗姆，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他旺盛学术生命的用之不竭的动力。
大学毕业后，弗罗姆旋即进入慕尼黑大学以便深入研究精神分析，并在著名的柏林精神分析学院接受正规训练。１９２５年他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样弗罗姆成为一个标准的学院派学者。随着研究的深入，弗罗姆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有了新的看法。他走了一条许多青年都走过的道路，对弗洛伊德先是崇拜后是怀疑甚至反叛。弗罗姆觉得弗洛伊德的理论局限性太大。他决心“要站在弗洛伊德的肩膀上”，把弗洛伊德开创的理论推向前进。
怎么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推向前进呢？弗罗姆求援于马克思主义。他说，弗洛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无意识的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学的独特贡献，从而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但尽管如此，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马克思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兴科学奠定了基础。于是，弗罗姆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补充和修正弗洛伊德主义。使二者相互补充和相互修正，从而都获得新得生命，达到了一种新综合的高度。
弗罗姆向马克思主义求援并不是偶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的时候。正在中学读书的弗罗姆目睹了当时德国举国上如何处于歇斯底里的狂热之中，目睹了他的一些叔伯、表兄、老同学如何在战争中悲惨地死去，目睹了当时德国新闻界如何把这次战争说成是邻国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如何把这次战争说成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千百万人怎么可能继续在战壕里，或被人杀害，或去杀害其他国家的无辜的人民，从而引起父母，妻子、朋友们的极大痛苦呢？他们究竟为何而战呢？当每一个人都说不希望战争的时候，战争又是何以可能发生的呢？双方都宣称，他们不需要征服别国的领土，只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财产和领土的完整，战争又怎么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呢？战争究竟是一场无情的意外事故的一种结果，抑或是某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呢？他说，正当他对这些问题苦苦思索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解除了他心中的疑团。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在理论上说明了这场战争得以发生和继续维持下去的原因，而且冒着各种危险以实际行动反对这场战争。例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投票反对战争预算，并批评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弗罗姆说，从这时候起，他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好感，在潜心钻研弗洛伊德的著作的同时，也不时地翻阅马克思的书。所以，当他对弗洛伊德理论产生怀疑时，马上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弗罗姆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之人，弗罗姆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正当这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时，１９２９年他受到了霍克海默尔的邀请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讲座。从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家们创立了一种跨学科的社会政治观点。他们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个别观点，同时吸收卢卡奇的“异化”概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人们把以该研究所成员为主体的持批判理论观点的学者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学领域，法兰克福学派把对实证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结合起来，认为实证主义社会学把人视为无主体的客观结构和把人的精神物化，不仅扼杀人的精神价值，而且变成为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的政治工具。通过和这些思想家的交流和讨论，弗罗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１９３４年，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弗罗姆和许多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起移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没有返回德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弗罗姆与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进行广泛的争论，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建工作，同霍妮一道创立了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学会。他还是一位开业的精神病医生，企图通过仔细地研究前来接受精神分析法治疗的病人的行为、自由联想和梦，把新弗洛伊德主义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终其一生他坚持临床治疗工作。
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是弗罗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惟一共同点，因为具体如何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并无一致意见。后来弗罗姆脱离了该学派，但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综合考察研究始终是其学术研究的中心。１９４９年，他接受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教授席位，在那里创建了墨西哥精神分析研究及培训精神分析学家。在以后的二十余年中，除定期到美国讲学、开办研究班外弗罗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西哥度过的。
他一改过去对政治冷漠的态度，成为热中于政治的社会活动家。以前，他自认为自己不具备适合于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因此始终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５０年代以后，他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并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他认为自己的责任不是被动地置身于这样一个正在走向自我选择的灾难世界，责任感促使他积极地投入政治实践活动，比责任感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世界越变得不健全和非人性化，每个人就越感到需要团结起来，需要和共同肩负着人类使命的男女战斗在一起。为了使自己的理论不全都建立在书本基础上，需要一个经验观察的场所。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正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社会实验室，只有真正成为这个实验室中的一名称职的工作人员，才有资格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发表意见。正是受这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的驱使，他广泛结交了国际上有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人文学派的一些成员竟成了他的私交挚友。“实践派”原来每年夏天要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弗罗姆是当然的“座上客”。沙夫则自称他的思想深受弗罗姆的启发。弗罗姆还为沙夫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个人》的英文版写了序言。
正当弗罗姆在后期越来越积极地投入政治活动的时候，他的理论却越来越脱离实际，以至于人们称他为“人类梦想家”。他所建立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在日趋体系化的同时，也日趋空想向宗教神秘主义方向发展。早在１９２６年弗罗姆就接触了佛教，到六七十年代，他更热衷于对禅宗的研究。他与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过从甚密。期间写的《禅宗佛教和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和宗教》、《上帝与人的挑战》等著作中，他竟然认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禅宗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时，要以佛教禅宗作为“参照物”。例如，他在论述克服人的异化的途径时，就提出要通过精神分析法，激起人的自我意识，在心理上完成某种“蜕变”，达到佛教禅宗所说的“顿悟”境界。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完全不切实际的变革社会的设想。例如，建议成立由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这一组织像食品检查局那样不作决策，而只是鉴别出对人来说哪些东西是有害的，哪些东西是有益的。他还建议成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会，以便为政府、政治家和公民们提供服务。这些建议受到了不少人的批判，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幻想，比如说飞行，就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