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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般的泥塑偶像、木制偶像、竹制偶像、草编偶像、布制偶像、面塑偶像以外，通过绘画表现出来的神灵偶像也比较普遍。较早发现的绘画偶像是新石器时代的岩画神像。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岩画神像如内蒙古的阴山岩画。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一块巨石岩画的画面中有众多的人面像或人像。有的表现得很简略，有的却将表现对象的帽子、头发、辫子等都一一地表现了出来。如左边有一完全图案化了的人像，头戴人字顶帽，长颈，两手叉腰，系尾饰。人面像则形形色色，有的貌似猴面。在人面像的四周，布满了星星，被认为是当时的人们所崇拜的天神形象。另外，在一块残石上的岩画画面中有两个猴面形人面像，四周磨刻着许多星星，恐是先民们膜拜的天神像。格尔敖包沟半山腰的岩石上有一幅巫或普通牧民顶礼膜拜太阳的画面。拜日者肃穆虔诚地站立在大地上，双臂上举，双手合十过顶，朝拜太阳。拜日者身躯粗壮，腿较短，并向内弯，这是常年骑马牧民常见的腿形。被朝拜的是圆圆的太阳，高悬空际。阴山岩画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众神的头像间，往往有一颗颗的星星，这大约表示，众神灵高居于苍茫的太空＇30＇。
与岩画神像相比，画在纸上或布上的神像数量和种类更多。从北宋起，宗庙祭祀时开始挂祖先画像。元代还有织锦的祖先画像。近现代鄂伦春族有关神的画像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画有人像的，人数多少不等，有的只画有一两个人，也有的多达十几个的。第二种是在一张画面上，既画有人像，也画有各种兽类及鸟、鹰的图案。第三种是没有人像，只画有一对龙或一对蛇的。三种画面虽各不相同，但多数画面的一角都画有太阳或月亮，平时都装在用桦皮做成的神龛里，供奉时才拿出来。给偶像和画像上供，多是因家里有人得病，祈求神灵保佑早日康复，或猎人远出打猎，祈求神灵多赏猎物等。锡伯族的萨满神像图，在锡伯族萨满教界被当作最高神灵的象征，凡是当萨满者必须保存一份。每逢萨满教活动，把它和祖先像并排悬挂在西屋供神像和祖先像的条桌上方的墙壁上。每逢八月十五等重要节日，宰羊或杀鸡进行供祭，平时要烧香磕头，顶礼膜拜。土家族巫师梯玛祭祀作法时使用神像图，将梯玛从凡间、阴间直到天上所请敬的神，如当坊土地、水府三官、城隍神、十殿阎王、五岳大帝、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张天师等，都画于一张大白纸上，绘成彩色，然后将画裱于白布或硬白纸上，成一挂图。祭祀时将图挂于厅堂，梯玛念经时，从远到近，将图上的每个神灵都请到位，然后祭之，并叙述其来历及作用。绿春哈尼族供“四马”祖先牌位有一定规格，即在堂屋的神龛前，贴着一张骑“四马”的祖先神像。“四马”神像构图复杂，人物繁多。左侧一幅分为三层，上层画身着古装的两男两女骑着四匹高头大马，代表“四马”祖先；中层画着一间仓房，储满了粮仓；下层画有五个士兵守卫着粮仓，右角有四人正在欢呼跳舞，还有各种牲畜，表示粮丰畜茂。中间一幅画有二层，上层画着身穿古装的男女老人各一人，代表祖先，这两个祖先喜欢狩猎，游山玩水，下层画有各种桃李果木树，牲畜及粮食等；右幅则画有住宅和挑着各种粮食的人物。纳西族东巴教的木牌画和神像图上既有造物主和人类始祖，也有各种神灵鬼怪。贵州有的民族傩祭仪式中的神像图则分别有单一的神像和众多的神像。彝族的神灵画像有的按照一般的人面形而在祭祀地方成排摆设。通过这些神像图把人们对神灵的虔诚信仰以及某些特定的宗教含义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当代社会中的人们在祭祀已逝的父母或其他先辈时则将其生前照片上的形象作为供奉的对象，其中有的彝族单独在开敞的柜子中供奉父母的遗像，有的则将形象化的照片与象征性的神偶共同挂在墙上供家人祭祀。
第四部分：宗族承诺的象征祭坛（1）
中国各民族开展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多种多样，既有户外的祭坛、田地、草原、高山、河边、湖畔、海边、森林、坟墓，也有户内的寺庙、塔楼、祠堂、庭院、家屋、神龛、火塘。祭祀场所的差异与祭祀对象的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祭天祭地属于古代帝王举行的大型宗教祭祀活动，由于需要与广大的天和地进行沟通，故祭祀的场所总是选择在郊外的圆丘祭坛和方丘祭坛举行；祭祀祖宗属于家族内部的祭祀活动，与先人在世时的生活环境和去世后埋葬的地方有关系，故按祭祀场所来分有户内的祠祭、家祭和户外的墓祭等不同形式；祭祀山岳、河流、石头、树木、动物等自然神大多选择在野外的空间场所进行；而属于人格神的绝大部分神灵偶像则是供奉在庙宇、家屋和神龛中受到人们的敬献。祭祀场所的差异反映了人们特定的宗教观念和环境意识，是不同的宗教祭祀活动在特定空间环境中的表现。
祭坛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祭坛包括所有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而狭义的祭坛则是指在空旷地方开展宗教祭祀活动的特定场所。中国古代的人们对于祭祀场所的选择有着严格的标准，每一种重要的神灵都有特定的祭祀场所与其相配。影响这种神灵角色与祭祀场所配置关系的思维导向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宇宙模式和阴阳观念。
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了一些带有特殊含义的祭坛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中发现了天圆地方的祭坛。东山嘴是喀左县大凌河西北岸的一个小山嘴，祭坛建筑于山嘴向南伸展的前端部位，长约六十米，宽约四十米。祭坛的主体建筑有方、圆二坛，前圆后方，以示天穹与大地。大型方坛用石砌边框，现存四层，错缝叠筑，外侧很规整。石框内是平整的黄土硬地面，在这地面的南侧有成组石锥，上尖下粗，呈圭形，中间一组最大，密排立置，如丛笋奋发；两侧的石锥，一般三四块一组，均用砂岩或石灰岩。有的学者认为，这座方坛是表示大地的模式，成组的立石是表示地母神；取上锐下粗的圭形，是表示对男性的崇拜，或许象征阴阳一体。在方坛南约十五米是圆坛，正圆形，是在黄土堆积的台座上铺砌而成的，周围用白色石灰岩长方石片镶边，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小鹅卵石。在圆形坛址南约四米，又有相连的圆形基址三个，边缘用大鹅卵石围砌两圈，石圈内铺小石块，形成台面。这种圆坛址的选材完全有别于方坛址，方坛址用灰岩镶框，表示浑浊的大地；圆坛址用白石镶边，象征晴朗光明的天。圆圈内铺光圆的鹅卵石，表示天上有列星聚会，故此圆坛象征天盘。这是一套完整的“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型，方坛表示浑浊的大地，黄土中长出的根根立柱，是生命之主，又象征高耸的山脉，是擎天柱；圆坛表示晴朗光明的天穹，其面积小于方坛，在古人的观念中，天是扣在大地上的圆盖子，而且有擎天柱支撑着，故天小地大。方坛的东西两翼，各相距六米，又各有石墙基一道，犹如上船下船的堤岸，表示宇宙的边缘。方坛与圆坛之间，又有东西对应的两组石堆，也用圭形锥状石组成。根据古史的传说，应表示日出与日落之山。由此，先民们考虑的宇宙结构，包括日月星辰的运行，都在这个祭坛内有所表示＇1＇。另外，在内蒙古大青山西段莎木佳、黑麻板、阿善等村落遗址，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遗址，以及浙江余杭瑶山山顶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分别发现了圆形和方形的祭坛。而古籍中则记载了自先秦一直到清代专门用于祭天的圆丘祭坛和祭地的方丘祭坛。
中国古代祭天的场所是一座圆形的祭坛，称为圆丘或圜丘。古人认为天圆如穹隆，故将祭坛建成圆形，以象征天的形象。圆丘或圜丘除了形状呈圆形以外，还因高而象征天。最早的圆丘只是一个简单的土堆，并无别的建筑，到后来则演变成规模宏大的天坛。清代天坛的主要建筑包括祈谷坛、祈年殿、圜丘坛、斋宫、神乐署、牺牲所等。祈年殿为圆形，象征天圆。殿内柱子的数目，据说是按照天象建立起来的。具有象征春夏秋冬、十二个月、十二时辰、二十四节令、二十八星宿、三十六天罡等意义。圆丘坛又称祭天台或拜天台、祭台。古人常用九这个数来表示天体的至高和至大，这座祭坛所有的石板、栏杆、栏板以及台阶等，都和九这个数字有关。有的学者认为，天坛的建筑形式、布局、结构、色彩，全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象征意义，它是天神信仰的物化形式。它是天神的居所，就要表现出一种天宇的肃穆气氛，而圆穹顶又最适宜天宇的表现，以至成为天宇的象征＇2＇。与祭天的圆丘祭坛呈对立状态的是祭地的方丘或方泽。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大地四周为海，故方丘或方泽周围有水，以象征四面环海的大地。清代的地坛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大清会典图》卷四载：“方泽制方，北向。泽周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阔八尺。泽之西南涯，嵌白石龙头，虚其口以注水。泽中方坛北向。二成：第一成方六丈，第二成方十丈六尺，均高六尺。每成四出陛，各八级。坛面方石；第一成中含六六阴数，石纵横各六，外四正四偶八方，均以八八数积成，纵横各二十四。环斗八重，每重加八；第一重周三十六至第八重周九十二；第二成倍第一成，纵横各四十八。四正为八八者十六，四偶为八八者四，亦环叠八重，第一重周一百至第八重周一百五十六，为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