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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李聚奎在长征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也是从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第一次见到他。李聚奎这次又听到毛泽东过去在交代战斗任务时常说的大方向是什么，具体的由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以往很熟悉的指示，“心里顿时就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
周恩来和朱德紧接着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在宜章甫北的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后，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已经“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调集重兵，在桂北湘江边构筑了一道最严密的封锁线，即第四道封锁线，敌情非常严重。
①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1页。
②将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的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当红军在郴州、宜章问时，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将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①博古、李德对这个建议置若罔闻。
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再次就进军方向提出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改道（州）、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①这项建议又被束之高阁。
毛泽东有着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钢铁意志，百折不挠的坚强性格。他不顾自己的建议多次被拒绝，仍以红军前途为重，不断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又向中央提出：“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②这次建议的命运与以前的没有两样。
红军只好继续按蒋介石预料的路线前进。11月下旬，红军越过都庞岭进入广西边境时，严重的敌情就在面前。这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出改变进军方针建议，郑重提出：“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①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讲了这场争论：“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立即向湘桂黔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李德的话从反面映证了毛泽东当年据理力争时之急切和坚决。
无论毛泽东等怎样坚持提出正确的建议，红军还是被博古、李德等引入到敌人四十万重兵的包围圈。
蒋介石在红军突破其第一、二、三道防线的过程中，调集粤湘桂三省及其嫡系部队共10个军、40万兵力，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立即赶赴广西泉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南面的灌阳夏威所率的十五军密切联系，进行堵截；以吴奇伟第四、五两军主力和薛岳直辖的韩汉莫、欧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与贺龙和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以三十六军周浑元率领所辖三个师围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以二十七军李云杰率王东原师及其所兼的二十三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右翼突围道路尾追；以十六军李温珩率领所兼的五十三师，取道临武、
①《彭德怀自述》第193页。
①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②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①蒋天健：《通道转兵前红军作战方向选择上的斗争》。
蓝田，沿红军左翼突围道路尾迫，蒋介石的算盘是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重兵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于潮江东岸进行决战，以造成红军最大伤亡。蒋介石在下达这一战役的命令时，怕他手下的将领不认真执行，特别引用古代兵家尉缭子的四句话：“众己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
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陷入了敌人重围之中。从11月25日至12月1日，红军在湘江边进行了突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恶战。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奋勇作战，终于突过了湘江，但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进一步破产，也证明了毛泽东、彭德怀主张的正确性。
红军渡过湘江后，即进入了越城岭山区。越城岭，当地叫老山界，是南岭山脉的一部分。东西长300多公里，南北宽100多公里，其最高峰苗儿山海拔2142米，山峦重叠，树高林密，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遇到的第一座高山。在这里的行军途中，从党中央的领导人到红车厂大指战员都在认真地进行血战后的思考。李德唉声叹气，无可奈何。博古感到责任重大，一筹莫展，在行军中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
实践出真知。人们从胜利的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从失败的实践中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刘伯承说得非常对，他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占”。①
①刘伯承：《回顾长征》。
转兵贵州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他立即调整部署，企图把红军围歼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水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重新编组部队，把五路兵力编组为两个兵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率所部由东安向武冈前进；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率所部经新宁、城步、绥宁，节节截剿，另以两个师出洪江，位于梅溪口、长铺子附近，以一个师位于武冈、花园、瓦屋塘一带。在这一方向上部署了十五六个师的兵力，以堵截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中央红军北去湘西途中，修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布置好日袋，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在广西方面，桂军以四个师组成两个追剿队，向湘黔边境前进，尾追红军，阻止红军重返广西。
在贵州方面，黔军也在防堵，贵州当时有兵力一个军，但派系林立，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蒋在珍又各成一派。各派口头上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王家烈所能调动的只有自己一派的两个师五个旅十五个团。贵州方面是蒋介石围堵部署中最弱的一路。
这是中央红军面对的敌情。
只剩三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向哪里去？这是当时关系红军命运的最重要问题。“左”倾领导者下顾红军数量锐减、去湘西道上敌情严重等情况，坚持北上湘西会台红二、六军团的原定方针。如果按这一计划行动，中央红军就将与五六倍于己的强大敌人作战，三万多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毛泽东认为去湘西方向是敌人的防堵重点，红军不能北上与敌人硬拚，而应避强击弱，西进贵州。他与王稼祥交换看法，说明蒋介石已在湘西布置好了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我们应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在湘西布下口袋阵，我们就另辟生路由他去，贵州方向敌人兵力不多，更没有堡垒工事和设防体系，我们满可以乘虚而入，改变路线，不去湘西，折向贵州，让蒋介石白白操劳扑个空。王稼祥正为红军在湘江的损失痛心，为红军的出路苦苦思索。毛泽东的真知的见使他看到了出路所在，他立即赞同地说：“应该这么办，来个避实就虚！”
毛泽东又去找张闻天交谈，说明应该西进贵州，并应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的意见。张闻天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说：“红军损失很大，同意召集会议研究。”①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后，中央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出席了会议。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