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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张闻天看到后深为感动，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②王首道：《一位严肃的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回忆王稼祥》第16页。
③吴黎平：《王稼祥同志的一生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回忆王稼祥》第29页。
①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7日。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62页。
②《遵义会议文献》第80页。
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患恶性疟疾，张闻天获悉后，立即要傅连瞳去于都治病，使毛泽东的病得到及时治疗井很快治愈。这时，张闻天与毛泽东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大的意见与毛泽东的主张逐渐接近。
对于福建事变的态度是一个例子。福建事变发生后，博古他们不愿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相配合；毛泽东主张配合，提出一个既可粉碎第五次“围剿”又可援助十九路军的正确建议；张闻天也主张军事上与十九路军积极配合，反对博古他们把红军主力西调赣江方向活动的计划和行动，这与毛泽东的主张比较一致，而与博古产生了分歧。
在对广昌战役的看法上，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军委一次会议上讨论广昌战役时，张闻天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不应该同敌人死拼。博古大为恼怒，批评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立即批驳博古的这种污蔑，坚持自己的批评意见。这次冲突，加深了他和博古的矛盾。李德也是很关心中共中央的领导的，他对这次冲突很“关切”，他要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他的“劝告”：“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同志不要闹磨擦，这是为了维护教条宗派的团结，也是为了防止张闻天与毛泽东的接近。
张闻天没有重视这句话，没有理会这个“劝告”，继续与毛泽东接近。博古与洛甫的矛盾继续发展。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张闻天的权力逐步削弱。长征准备阶段，项英刚从闽赣巡视回来，又把张闻天派到闽赣去巡视工作，企图把他排挤出中央政府。在他外出巡视期间，博古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张闻天，使他深感不快，长征即将出发时。张闻天才从闽赣回来。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办事。“三人团”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行事。“三人团”通知他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极干部数目字，他就提出名单交“三人团”批准。中央政府可随军行动的高级干部，一律由“三人团”决定。并不征求他的意见，他即使提出了意见，出不受尊重。瞿秋白向张闻天提出要求同走，张闻天表示同情，并向博古提出，但博古表示反对，瞿秋白也就未能参加长征。长征出发之前，“三人团”要把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央领导人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虽因毛泽东的提议未分散，但张闻天当时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
长征出发前夕，毛泽东在张闻天的眼中已是可以信赖的卓越领导人，他开始同毛泽东倾吐心里话，表露对博古的不满。长征开始以后，他又与毛泽东进一步交谈，互相接近，互相合作。张闻天后来谈到长征情况时说：“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①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经常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交谈党和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研究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由于历时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这是当时每个党的高级干部都在思索的重大问题，因而他们也很自然把这个问题作为交谈的中心内容，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家样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娴熟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分析“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危害，说明马列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阐述自己的主张，毛泽东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使张闻天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深为折服。张闻天后来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①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他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长征路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许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在不断接触中，周恩来进一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加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逐渐地，他出现了一个转变：从执行博古、李德的指示到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长征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转机。
毛泽东也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志谈，如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他的观点和主张。通过交谈，他们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外，毛泽东还深入部队，调查部队的思想情绪和想法，与中级军政干部谈话，同普通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对于这一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李德非常反感。后来，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①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对干部战士进行思想工作，这是他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优良作风。李德对毛泽东的攻击是错误的，但他这一段话，恰恰是毛泽东在长征中深入群众，积极开展思想工作的一个证明。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78页。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79页。
①《中国纪事》第119页。
正是在战争实践教育下，在毛泽东的启发说服下，党和红军高级干部首先觉醒，提高了理论结合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这就为长征中实现战略转变打下了基础。
湘南争论
中央红军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后，进入了湘南。这时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定沿五岭山脉，从桂北兴安、全州间西进，“不致北犯”。11月6日、13日他连续下令在湘水、潇水以东聚歼红军，12日又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井调集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湘军、桂军共20多个师，部分粤军以及一些民团，①组织第三、四道封锁线，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敌情，应该选择什么战略方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生了一场争论。11月6日，在广东仁化的城口，毛泽东提议：“红军不要向文明旋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②这样，出敌不意，打破第五次“围剿”仍有可能。然而，博古、李德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命令红军仍沿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向蒋介石预设的封锁线前进。
红军继续西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窄不堪，湘、粤敌军从北南两侧压迫、中央军尾追而来，情况紧急。这时，红一军团首长命令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俺护全军通过粤汉路。李聚奎即命令一、二团在粤汉路以东继续抗击粤敌的进攻，他亲自带红三团撤出阵地，急行军来到了全军的前面。当李聚奎率红三团到达乐昌地区时，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正在路旁交谈。周恩来见李聚奎到来，说：“你们来得好快呀！”接着他详细交代任务和具体方法，并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他郑重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
李聚奎认真倾听周恩来的指示，并计算路上需要撒下多少部队，琢磨最后如何收拢这些部队，他担心沿途撒下部队太多，战线太长，收拢困难。
毛泽东就对李聚奎说：“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天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就跟着你们来。”又说：“大路能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①
这是李聚奎在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