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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深知要想使党和红军从濒于灭亡的险境中解脱出来，必须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而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用党的集体领导替代“三人团”的集权专断。
长征出发前，“三人团”曾作出过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即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决定，提议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①这一提议被接受了。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分别到红五、红三、红八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成员均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提议的被接受并实行，实际揭开了更换“左”倾领导，使党的领导转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的序幕。
从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起，毛泽东就开始看出“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并逐渐加深对这种错误性质的认识。他从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革命大局出发，不争不闹，绝不搞非组织活动。他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在党的会议上坚持提出自己的看法，对“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居于少数的地位，不能参与决策性的大事，但他坚信党内大多数同志会觉悟，会回到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党的立场上来的。而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整整一年来屡次夫利的残酷现实的切身体会，多数人开始觉悟了，包括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于是，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开始发动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及其对中央领导的斗争。
①《遵义会议文献》第41页
②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①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7页。
如果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中的一年里，毛泽东虽然向“左”倾中央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他的确是衷心希望中央能接受他的意见，改正错误，从而胜利地打破敌人的“围剿”，使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航向前进，但那时绝没有撤换中央领导的想法，他只是把对革命前途的优虑深深地埋在心问。可是，当反“围剿”失败、中央根据地沦陷，特别是在不得不踏上长征征途的红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命运时。他挺身而出了。他开始着手组织发动撤换博古、孪德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因为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是胜利还是灭亡！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的错误意图行动，必然会将中国革命拖向绝境；而只有改换他们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新生的希望，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唯一的抉择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这是历史的要求，是历史赋予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任，也是全党和全军对毛泽东寄予的厚望。
这段历史的经历者之一、现年86岁的老人陆定一，他在自己在封笔之作《陆定一文集·自序》中评价毛泽东和曾经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瞿秋白烈士时这样写道：“毛泽东同志比瞿秋白同志强在什么地方呢？论读书，读马列主义的书，他们都读得很多。论实践，毛泽东同志自始至终在军队里，在苏里，亲身经历胜利与失败，深深了解军情与民情，这是瞿秋白同志不能相比的。”写到这里陆定一深信地引用了《左传》中称赞晋文公的话：“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
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他当仁不让，勇敢地站出来，“拉起旗帜干”。毛泽东开始时很谨慎地将他的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他首先争取的对象是已有所觉悟的“左”倾领导集团的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长征开始，毛泽东因病坐担架，王稼祥因伤坐担架同行。每到宿营地，他又邀张闻天与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商谈了许多有关党和军队的前途问题。王稼祥1925年投身革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卷进了“左”倾教条主义漩混。1930年回国。翌年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同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在工作中有较多接触毛泽东的机会，通过工作实践他逐渐认识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中所阐述的建军思想，对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对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深感敬佩，从而逐渐地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在10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他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排斥毛泽东，剥夺毛泽东对红军领导权的错误决定。毛泽东对他说：“我俩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决定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夫了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①听了这些活，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崇高革命品质更加敬重。
王稼祥在中央军事会议上很注意倾听毛泽东对于军事问题的科学分析，从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水平，逐步形成了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态度。当“左”倾冒险主义者歪曲毛泽东关于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原则是“守株待兔”时，王稼祥公开予以驳斥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说是‘守株待兔’呢？”②1934年4月广昌决战之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指责说，“象李德这样指挥红军，哪能不打败仗！当时，张闻天同志在军事上不大在行，稼祥同志专门向他讲解自己的认识，解说广昌战役失败的原因，分析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这样，张闻天同志也开始对错误的军事指挥表示不满了。”③
①朱仲丽《忆稼祥》，《回忆王稼祥》第222页
王稼详对毛泽东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这样描述了这个过程：“1931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冈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①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王稼样被敌机炸成重伤，肠子被打穿，耳膜被震破。长征中他因伤坐担架随军行动，与毛泽东同行。他们行军时交谈，到宿营地也交流思想。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优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表示很赞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阐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毛泽东深入浅出富于哲理的话语，使王稼详深受启发，他认定毛泽东的主张正确，他从革命的前途着眼，更加坚定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心。毛泽东后来说：“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①
张闻天，又名洛甫，是毛泽东争取的另一位重要领导人。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学习，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0年末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又替代毛泽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原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执行者之一。但他忠诚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锗误。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他曾说过：“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我有很大的益处。”②
张闻天在进入中央苏区时，对毛泽东是既无成见也无偏见，既不了解也不重视的，也没有特别仇恨或有意要打击毛泽东的想法。中央让他分管政府工作的时候，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正常，毛泽东写的文章，他都在《斗争》报上予以发表。1934年年初，“左”倾领导者派张闻天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意在排斥、架空毛泽东。尽管张闻天对毛泽东不太了解，但他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因工作关系而联系密切起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接触和了解。张闻天就职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前任主席，与他进行了几次坦诚的长谈，他认真地倾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张和做法增加了了解。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时，总要请毛泽东参加和指导。他对毛泽东经常深入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为赞佩。有一次，毛泽东助民劳动，帮助农民挖茅坑，张闻天看到后深为感动，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啊！”
②王首道：《一位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