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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身体仍很虚弱，时常不得不在担架上行军，但他每到宿营地，仍象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在他的办公桌上摆上马灯、公文包，打开军用地图，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却自觉地在为全军的安危、长征的胜利操心。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洞察长征中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他实践着他的名言：“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①
①《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一版第160、161页。
一次成功的统战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面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由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把守的。还在长征出发前的酝酿准备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和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何长工仔细分析了陈济棠的情况，以及陈与蒋介石的矛盾，认为大有文章可做。
如前所述，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有广东的地盘，永踞“南天王”宝座。陈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介石在驱使其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与广东接壤的西南地区，虎视眈眈。陈对蒋介石以重兵收买陈的部下，也很不满。陈深知蒋介石要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但因蒋介石控制南京中央政府，实力强大，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其真心并不想替蒋卖命，消耗实力。
根据这些情况，毛泽东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指出：“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①毛泽东一席话，使何长工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为何长工以后与陈济棠代表谈判的成功，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不久，毛泽东又向周恩来提出了对陈济棠开展双管齐下的军事和统战工作的建议。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对部队发出争取陈济棠共同反蒋抗日的指示。
9月，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是：“我对贵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表示赞同，为了协调双方关系，我决定派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旭初、黄质文三人为谈判代表团，建议你方最好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秘密谈判，现派徐参谋前来商定谈判地点、时间及其他有关事项。”②徐参谋携带陈济棠的信来到瑞金，周恩来接见了他，进行了热情的谈话，请他转告陈济棠，红军总部赞赏陈总司令的决策，准备派出代表团进行谈判，并商定了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随后，朱德总司令致信陈济棠，对陈愿意合作反蒋抗日表示欢迎，揭露了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卖国政策，阐明了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自由；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井经药门岭迅速运输等五项建议，还提出“为顺畅通讯联络起见，务望约定专门密码、无线电呼号波长，且可接通会昌、筠门岭之电话”的提议。”①
陈济棠接到朱德信后，于9月27日复电说：为适合环境，应付时局计，先行商定军事，以免延误时机，希派军事负责代表前来会商军事，以利进行，
并盼赐复。
10月初，中央军委即派何长工、潘汉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为代表前往谈判。周恩来亲自交代任务和联络密语等事项，叮嘱说：“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作。”军委副总参长叶剑英说：“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28—13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江西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央苏区时期统战政策的一大胜利》。《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期。
①《朱德选集》第18—19页。
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②
10月5日，朱德亲自写了介绍信，内容是：
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戎祺
朱德手启10月5日
10月6日，何长工、潘汉年带着朱德的介绍信，从瑞金出发，赶往粤军独立第一师第二旅旅部驻地——江西寻乌县一个寂静的山村，与粤方代表谈判。粤军派特务连前来迎接，当潘、何到达的交界的药门岭时，该特务连连长严直悄悄地对何长工说：“何先生，我听到了你们的宣传，看到了你们的宣传，是啊，我们与贵军都是炎黄子孙，真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又说：“何司令，不要打了，两家和着算了。我们打败了你们，捞不到什么油水；你们打败了我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为了安全和保密起见，粤方准备了两顶四人抬的大轿，抬着潘、何，一路畅通无阻，于傍晚时分到达罗塘镇，被安顿在一个僻静地方一幢两层小楼房的二楼，粤方代表则住在楼下。第二天，在楼上的会议室里开始秘密谈判。谈判进行了三昼夜，成功地达成了五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
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谈判期间，何、潘收到了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参与谈判的粤军参谋长杨幼敏很敏感，问道：“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很机智，回答道：“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表示祝贺之意。”何、潘心里明白，红军很快就要开始战略转移了。
谈判结束，何、潘立即回到会昌，周恩来派人来这里等候，并带来了一封信，告拆他们中央机关已从瑞金转移到于都，他在于都等他们。何、潘立即赶往于都，向周恩来汇报谈判经过及达成五项协议的情况。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这次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起到重大作用。”①
中央红军进行集结准备开始突围时，红军总部根据“互相借道”的协议，通知陈济棠，有部分红军要借道。陈济棠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将同红军谈判达成秘密停战协议的内容要点传达到前线部队少将以上军官，要求各部队认真履行协议，让路与红军通过，并严令各部：“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②
这次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代表的成功谈判，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巧妙地利用陈、蒋矛盾，举行谈判，建立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一大胜利。这次谈判的成功、停战协议的商定，使中央红军在突围战斗中得以较顺利的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②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131页。
①何长工《难忘的岁月》。
②黄继祥：《关于中央红军同陈济棠进行军事停战谈判的几个问题》、《历史的丰碑》第191页。
这一胜利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第一道封锁线，曾被吹嘘为“钢铁封锁线”，是由碉堡群筑成。这些碉堡群是一年前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时采用“碉堡政策”精心策划构筑的。碉堡大多建于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和山头，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多以砖石砌成，根据地形分一二三层不等，形状、大小也下一，有排堡、连堡及营堡。平时，敌军扼守在碉堡内，有无数枪眼可向外射击，由于红军的武器装备差，这些碉堡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妨害极大。顺利通过这道封锁线，不仅大大减少了红军的伤亡，更重要的在于这一举动突破了蒋介石一年来对中央红军的包围和封锁，使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得以实施，使红军迈出了夺取长征胜利的第一步。而且，红军主力出故意料地迅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赢得了主动和时间，使蒋介石无法从容布阵，为后面红军突破第二、三道防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逆境中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为夺取长征胜利做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心系党的集体领导
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陷红军于生死存亡般危险境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左”倾领导者的盲断专权。他们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动不动就用大帽子压人、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加上他们把持了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使人下敢怀疑其权威性。这样，党的集体领导被少数人的专断所代替，权力越来越集中，最后集中在“三人团”。
“三人团”，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决战失利之后，大约1934年5月至7月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是党中央当时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在“三人团”中，政治上和干部处理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转移准备和作战计划的实行，在“三人团”中，博古、李德起决定作用。
由于党在领导体制上的问题，正确的意见无法形成党的决议。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党内军委内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引者注）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地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