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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意买这块地;而且人家也不愿意卖。但是官员们不由分说;把地弄过来卖给他。养牛场一下子大了不少;官员们比他还高兴。有个人忽然说;这个农民应该住别墅才对。大家响应;于是又来到葛家;对他说;“‘全国劳动模范’、‘养牛状元’;跟牛住在一起;领导参观;看了没有面子。应该盖座别墅楼。”这让葛维连夫妇哭笑不得;又敢怒不敢言;把一口气憋了若干年后;才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王利芬倾诉出来:“我要别墅干啥;我都气得……老少爷们儿谁问我;给葛维连盖个别墅;我说那是‘憋住’;哪能叫‘别墅’?憋住;憋我。” 根据王利芬的叙述;葛家夫妇都不愿意要别墅;小心翼翼地对官员说;他家房子“绰绰有余;一个儿子住三间;夫妻两个住三间”。可是官员说;“盖房子不用你花钱。你老葛也不用干活。”蒙城县建委副主任;一个叫马文进的人;被上级派来做葛的“委托代理人”;还包揽了别墅建设的全部工作。 别墅被设计为两层结构;造型亦土亦洋。按照上级参观的日 期;必须在二十天内建成;可以想见马副主任的巨大压力。他每天在工地上督战。关心这别墅的人也特别多;都是官员;乡里的、县里的、地区的;可就是没有老百姓;也没有葛家的人。 中国的事情大都如此;只要是官员们想干的事;总能干成。别墅只用十八天就建成了。竣工之日。葛家莫名其妙地收到一车家具。老板桌、老板椅、梳妆台、席梦思软床;还有茶几和沙发。葛维连的妻子看了;当即叫起来:“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呀。”在官员们看来;这无关紧要;他们嘴上说这是葛维连的家;其实在心里还是把它看做他们自己的“政绩”。他们命令葛家立即搬进来;又指挥工人帮助葛家布置一切;连铺床叠被也有人帮忙。地上的水泥还没有干;黏黏糊糊;就把地毯铺在上面。离参观只有一天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 参观者来了;看看就走了。然而葛家的麻烦还没有完;新房的墙壁从底到顶开始裂缝;水泥也脱落下来。当初工人就说;这样赶工期是不能保证质量的;监工的官员说没有关系;所以现在人家不负责。官员们又来了一次;不是来修房子的;而是来收账的。账单上写着:建别墅十六万元;征地三十四万元;还有新建的饮牛水池;专供参观者用的厕所和水泥路;还有那一大堆新家具;总计差不多一百万元。“当时说盖房子不要钱”;葛维连的妻子申辩;但官员现在回答她;这钱还是要葛家出的。 轰轰烈烈的9月就这么过去了。现在葛维连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牛价跌了;卖也亏;不卖也亏。“本来是个流动产;变成个不动产。”葛维连不住叹息;“你要给它吃;一天一头牛就得三块钱啊。”他想自己加工牛肉;把最后的一笔钱盖了个牛肉加工厂;去恳求官员支持;但现在没人理睬他了。加工厂还没开工就关闭了。他就这样又熬了两年;终于无法坚持。他开始疯狂地卖牛;直到把牛全卖光;搬起石头把缸也砸个稀烂。“不养了;我不养了;我不再养牛了。”葛维连一边砸;一边骂:“你们看去吧;我叫你们看去吧;叫你们看去吧。”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5)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6)
风暴在早晨8点不期而至;十只小艇随即倾覆;渔民落入海浪;自此开始了那个悲惨的时刻。 四百多村民挺身相救;可是他们的船太小;无法迎风前进。村民们手拉手结成一路纵队;冒死冲进海里;又被巨浪卷了回来;于是跑去求救。他们看到“G905号”就停泊在港湾里面;知道这是一艘渔政海监船;有一百零八吨;一旦启动;十几分钟就能达到落水者身边。可是船长冼亿康却说他没有开船的权力;“调动这船;要副局长批准。”落水者的家人苦苦哀求;冼船长不为所动。一个名叫黄永三的船工动了恻隐之心;冲出去给副局长打电话请示开船。中午1点;也即十二名落水者挣扎五个小时之后;他终于听到副局长的声音。副局长名叫钟进;是雷州市水产局的;还兼着渔政海监大队队长(这大队是专门监督老百姓不得违法捕鱼的);是个严格按条例做事、按利益取舍的人。他对黄永三说: “你们救人可以;但要先收足钱。”“能不能先救人。他们一时凑不足钱。”黄为那些落水者求情。 “不行就是不行。你糊涂什么?”副局长把电话挂了。“糊涂”的黄领着几个落水者的妻子到处奔跑;寻找拥有权力的官员;期望能够得到帮助。他们找到企水镇的副镇长冯亚生;找到了镇党委会的陈副书记。陈是整个事件过程中惟一替遇难者着急的官员;可惜他说话不算数。他找钟副局长去求情;没有用;找到渔监站站长黄其林;还是没有用;于是又找到了钟进的顶头上司、正局长关祥。关局长也是雷州市防风指挥部总指挥;可是他说不能越过钟副局长下令开船。下午3点20分;在 村民一片哀求声中;船长冼亿康的传呼机响了起来;那是钟副局长下达的最后命令: “一定要收费才能开船。而且死尸不能放进船里。” 冼船长出了一口气:“今天不用起锚了。” 就在这时;人们看到一具尸体被冲进港湾里来。绝望的人们离开“G905号”;沿着海岸去寻找他们的亲人;他们找到了另外11具尸体;其中有一对夫妻和一对父子。 一个名叫林炜的记者后来详细揭露了此事过程。牵涉其中的官员成为众矢之的。钟进和冼亿康首当其冲;被撤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收监。另有局长关祥、站长黄其林、副大队长陈光星、镇人大主任梁发明、三个副镇长冯亚生、陈沛和邓碧华;也被处分。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面对求救者;但却仍然不能摆脱袖手旁观的种种情节。就像人们在评论“周永臣之死”时说的一样;现在人们都说;吞噬了那些渔民的不是风浪;而是官员对于百姓的麻木不仁。 但是这些官员并不这样看。“局里考核的惟一指标就是收费;完不成要挨罚;扣发奖金。”黄其林后来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行为。陈沛则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错”。因为他那天从早到晚都忙着工作:上午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干部;中午开车去接人大主任梁发明;下午陪上级来的干部下乡了。还有雷州市党的最高领导;市委书记陈永平;面对记者的询问;愤怒地谴责钟进和冼亿康;说他们的行为“令人痛心”;“忘记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里没有群众”。又说他出事那天正在向上级市委汇报工作;次日到了广州;两天后参加省委扩大会;提前去是“顺便办点别的什么事”;忙得一塌糊涂;直到7月25日;也即他属下十二个渔民死去两周以后;才知道这件事。又二十天后林炜坐在这位陈书记面前;希望从“第一父母官”的身上找到一点对弱者的同情;可是却意外地发现;他根本没有在百忙中腾出一点时间去看 望受难者的家人。“面对一群这样的官;”林炜回到北京后对他的读者说;“别说死了十二个人;就是更多;也不足为奇。” 期待琼州海峡的这场风浪吸引北京的目光;是不现实的。这个夏天;首都一派歌舞升平;街上流光溢彩;车水马龙;交通堵塞;食品充足;物价平稳;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反而更加忙碌。他们正倾全力应付当务之急。至少有八十四批外国人等着他们接见;有五十四个国家等着他们去访问;还有政府的会议等着他们去指示;地方官员等着他们去巡视;这些都是国家大事。下层百姓中的失业和贫困;国有企业改革的欲快不能;经济“软着陆”的时间表;这些都是中南海面临的大问题。除了这些事情之外;1996年里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台湾海峡了。三年前汪辜会谈时的那种祥和气氛荡然无存;转眼间似乎就要兵戎相向。 新华社接连三次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向海峡发射导弹。3月8日至3月15日是第一轮;这还没有完;3月12日至3月20日;第二轮就开始了。接着是第三轮;3月18日至3月25日。军队的行动一向是高度机密;报纸上不得不提的时候;也是把演习说成“训练”;把发射导弹说成“运载火箭实验”。可是这一次;政府一点也不隐瞒;导弹还没有打出去呢;全世界就知道它们将落在哪里。新华社的公告说;导弹指向“北纬二五度五○分、东经一一九度五○分;北纬二五度三二分、东经一二○度二四分;和北纬二四度五四分、东经一一九度五六分;北纬二五度一二分、东经一一九度二六分四点连线内的海域和空域”。 华盛顿的军事专家们在地图上一看;发现那片“海域和空域”与台湾近在咫尺;觉得这分明是一次“封锁台湾”的实弹演习;不免紧张。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立即召见中国大使李道豫;说美国政府“严重关切”中国军队在台湾海峡的行动;又耐下心来等了一天;发现北京对他说的“严重关切”置之不理;感到外交 努力不会有结果;就宣布派出一支特混舰队;由“独立号”航空母舰带领着;星夜兼程驶过来。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外交对抗似乎正在演变成军事对抗;一触即发。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全都紧张万分;分秒必争地弄清了解放军的装备———苏—27战斗机、“基洛夫”级潜艇、“旅沪”级导弹驱逐舰、“江卫”级导弹护卫舰、C—300防空导弹、M9机动式弹道导弹、039级常规潜艇;还意外地听到张万年上将的一句话:“我们将要采取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张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最重要的将领。军队统帅中;除了江泽民;就是他了。他这样一说;把五角大楼里的情报官员吓了一跳。他们赶忙跑去向国防部长佩里报告;说“独立号”航空母舰孤军深入;面临危险;要求增援。佩里于是让太平洋舰队的三艘攻击型核潜艇开过来;还命令驻扎在海湾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移师西向;和“独立号”会师。这些部署完成后;他信心十足地对国会议员们说:“北京应该知道它固然堪称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