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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宋若莘、宋若昭姐妹所著的《女论语》，则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等十个方面教训女子。她们在自序中说：“（大家）曰，妾乃贤人之妻，名家之女，四德兼全，亦通书史；因辍女工，闲观文字，九烈可嘉，三贞可慕。深惜后人，不能追步，乃撰一书，名为论语。敬戒相承，教训女子，若依斯言，是为贤妇。罔俾前人，传美千古。” 明朝仁孝文皇后又作《内训》二十篇：“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书前附有神宗皇帝御制序以及自序，刊发臣民。以后，这本《内训》又和班昭的《女诫》、宋若昭的《女论语》以及王相所撰《女范捷录》合刻为《闺阁女四书》，为中国主要的女子教训书。 此后，《女教篇》、《女诫论》、《女儿经》等等女子教训书相继流传于世。中国的女性在重重约束下，无职业，无知识，无意志，无人格，作为男子的奴隶，作为一人专有的玩物，她们有的摧残自己以悦媚男子；有的自轻自贱，背负着男尊女卑的十字架，屈辱地生活。社会以女子为轻贱，有时会产生许多不近人理的恶习，比如，忌讳尼姑。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写阿Q处处被人轻贱，受人欺侮，但是，阿Q在路上看见小尼姑，却可以毫不忌讳地欺侮她，“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是因为看见了你！”阿Q可以迎上去，大声地向小尼姑吐唾沫。不知什么缘故，大家都认为路上遇见尼姑有晦气，而尼姑见了行人，也必然低头贴壁，忍气吞声而过，为什么呢？尼姑因为是女人，而且又是异端，因此尤为不幸。
《双节堂庸训》中，记载一位寡妇的两则轶事。一是她重病缠身，出门去提水，病得举步艰难，邻媪劝她在门前的石条上稍坐一下，她说：“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坚不肯坐。还有一件事是她生病头晕，曾经将待客的龙眼剥剩下的核煎了喝，觉得晕得好些。后来又发病，她的儿子特地买了龙眼肉来孝敬，她却说：“此可办一餐饭，吾何须如此。”坚不肯喝。这位寡妇不肯坐路边的石条，是认为那石条是许多男人坐过的，女人不能再坐上去；如果坐上去，那么，女人低贱秽恶之体，会给将来过路歇息的男子带来不祥。而她不肯喝龙眼汤，则是认为女人的命贱，不值得用贵重补品来治病。可见男尊女卑对这些妇女的心理伤害是何等深重。 在中国封建式家庭关系中，男尊女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夫尊妻卑。 封建宗法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始终要服从夫家的意志和权力。作为“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是与父子、君臣之纲并列的，并且，由此在封建家庭中形成若干原则：其一，妻子是用一定的财物聘娶来的，是夫家的财产，要受到丈夫家的绝对管束。丈夫可以打骂妻子，管制妻子。子媳的义务就是服从公婆和丈夫的意志，做好育婴、烹饪、浣洗、缝纫、洒扫清洁等工作，服侍好丈夫和公婆。所以，《说文》解释：“妇，服也。”《尔雅·释亲》解释：“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其二，妻子的主要任务是生育子女，延续继承家业的世系。为了保证血缘世系的纯洁，妻子必须严守贞操，受到全家族血亲的监视，生活处于幽闭状态。其三，做媳妇的迟早会有转升为婆母的机会，于是又转过来压迫自己的儿媳妇。依此相袭成风，代代相传。媳妇受婆婆欺压亦成为常事。 二是夫妻间不平等的法律地位。 封建法律对于夫妻家庭纠纷的具体规定是很不平等的。比如妻子不能到官府控告丈夫，否则，与卑幼告尊长一样犯了“干名犯义”罪。唐、宋律对此处徒刑两年。明、清更严，妻妾告夫与子孙告祖父母或父母同罪，仗一百徒三年，诬告者绞。即使是丈夫与人通奸也不能举告。而丈夫却有捉奸的权利，即使当场杀死与人通奸的妻子，也不过是“杖八十”了事。 如果夫妻之间发生相互殴杀，妻子加重处罚，丈夫却减轻甚至无罪。唐、宋律规定凡妻殴夫者徒一年。明、清律只要妻子殴夫，不问有伤无伤，即杖一百，折伤以上加凡人斗伤三等，至笃疾者绞，殴夫至死者斩；故杀、谋杀本夫者凌迟处死。而丈夫殴妻，明、清律折伤以下不论。就是说，丈夫可以随意殴打妻子，只要不折伤便无法律责任。实际上，社会中殴妻是十分普遍的，所谓“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打妻子与父母殴责子孙一样，成为治家振纲的合法行为。
第一部分：女性的屈辱与苦难女人不净观（图）
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妇女担负着生育和哺育的繁重而崇高的任务，因此，“母亲”这个充满慈爱和神圣的称呼，受到全人类的尊重。就连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没有排斥对母亲的孝道。 但是，奇怪的是，在人们承认母亲生儿育女的艰辛与伟大的同时，却又把妇女的生育现象视为秽恶，把女人看作是不净之体。 清同治九年十一月晓庵氏等印的《刘香宝卷》中，有这样的话：“男女之别，竟差五百劫之分，男为七宝金身，女为五漏之体。嫁了丈夫，一世被他拘管，百般苦乐由他做主。既成夫妇，必有生育之苦，难免血水触犯三光之罪。” “生男育女秽天地，血裙秽洗犯河神。” “生产时，血秽河，河边洗净， 水煎茶，供佛神，罪孽非轻。 对日光，晒血裙，罪见天神。 三个月，血孩儿，秽触神明。” 女人生育，被视为血污不洁之体。以前，女子生育都是在幽暗的内房里进行的，请接生婆入内房全权负责接生和料理。那个内房就被称为“红暗房”，这是污秽之地，男人是不得进去的。且不究在这种情形下生育，妇女自身的苦痛与危险，就是熬过了这一关，顺顺当当地产下儿女，产妇仍要为血污之身恪守百般禁忌。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中，瑞珏临产，陈姨太等人坚决不让她在家中生育，而把她赶到郊外小屋去，以避免“血光之灾”，致使瑞珏难产死去。鲁迅先生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因为她嫁过两个男人，又是寡妇，而被视为秽恶之体，严加防范，绝不允许她的双手沾一丁半点祭神祭祖的事，连杀鸡宰鹅也容不得她碰。祥林嫂“不干不净”，当奴隶而不得，终于惶惶恐恐凄凄惨惨地死去。 除生育期外，妇女因其地位卑弱，又有生理上的特殊性，在封建时代备受歧视，视为不净之体。女子的裙裤衣物是绝对不允许“见天日”的。《女儿经》中说：“晒东西，也禁轻，污秽衣，寻僻静，恐人见，起非论。”如若谁家女子在室外晾晒裙裤内衣物，那会遭人唾骂，被视为大逆不道。如遇扁担、米粮、瓜果蔬菜等置地堵路，男人可以堂堂皇皇地跨越自如，女子则是万万不可跨过去的。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写到一辆拥挤的长途汽车上，一个女子坐到一个米袋上，便受到米袋主人的呵叱：“这是要进嘴的东西呀！” 妇女不净观至今仍存在。有的家庭虽然已经开始使用现代化的洗衣机了，但却慎重地把男女衣物分开洗涤，以免女子的衣裤玷污了男子，并且，也绝不会把女人的内衣裤与男人的衣裤同放一个盆，同晾一根绳上的。甚至还有为此引起纷争的。浙南某镇，有一位男子在街上走时，忽觉有水滴到头上，抬头一看，是横出街面的竹竿上晾着的女人衣裤在滴水。男子顿时又气又急，顿足大骂：“触霉头！触霉头！哪个贱人的！”路上行人见状，也都议论纷纷：“晦气！晦气！男人家头上滴龌龊水！”“这家人家真不要脸孔，把女人裤衩当街晾出来……”
这种女人不净观，当然也是由“男尊女卑”衍生出来的。长期以来，中国女性被轻视，被列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之列，被视为天生命贱。在封建社会中，女人们无法挣脱铁桶般铸就的束缚，无法摆脱心理和生理的种种痛苦，她们把希望寄托于飘渺的来世。于是，劝其出家修行或信仰生死轮回的佛教就深为广大妇女所接受，她们坚信今生今世为女做奴，受苦受辱，修行积善，来世挣得投胎做男人，享受荣华富贵，以此求得心理平衡，心甘情愿地背负男尊女卑的屈辱，忍气吞声地生活下去。中国女性形成一种普遍的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