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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书。但刘向的《列女传》并不要求妇女众长具备，只要有一善可取，便可赞颂。所以，后世史书或作烈女传，多偏重于节义。 一百年后，东汉史学家班彪的女儿班昭，博学多才，她曾为其兄班固续写《汉书》。班昭曾给刘向所著的《列女传》作注十五卷，并且著有《女诫》七篇。她完全站在传统的男尊女卑的立场，坚持女性应以三从四德为行为准则。《女诫》共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全文共一千六百字。解释了“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四德”的意义，并且训诫女子要顺从公婆舅姑，亲和叔妹。她在“敬慎”篇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鄙谚曰：‘生男如狼，犹恐其，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班昭认为：“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违。……故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她主张妇女要卑弱，而要把丈夫视为至尊。妇女们曲不能争，直不能讼，永远要依顺于男子。并且，把丈夫对妻子的爱看作是一种“恩”，为了受过这种恩，必须对丈夫及其一家一味顺从。班昭的《女诫》七篇系统地把压抑妇女的思想编撰出来，成为教训女子的经典之作。在这以前，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和三从四德的古训虽然早已有之，但是很散乱，不成系统。刘向的《列女传》也只不过是罗列了一些现象，宣传做媳妇的道理，远不如《女诫》的影响大。从历史的角度客观地看，也许班昭作《女诫》并非为压制女性而为虎作伥，或许是出于对当时宫廷中女子参政、外戚专权等腐败现象的不满与约束，但是，客观上《女诫》却影响了两千多年中国的女性观。 唐代，唐太宗长孙皇后曾作《女则要录》十卷。主要“撰古妇人善事”，用以垂范后世，今已失散了。还有，刑部郎中元沛的妻子刘氏，作《女仪》一篇；朝散郎陈邈的妻子郑氏作《女孝经》一卷，共十八章：开宗明义、后妃、夫人、邦君、庶人、事舅姑、三才、孝治、贤明、纪德行、五刑、广要道、广守信、广扬名、谏诤、胎教、母仪、举恶。郑氏在《进书表》中说：“妾闻天地之性，贵刚柔焉，夫妇之道，重礼仪焉。……夫孝者，感鬼神，动天地，精神至贯，无所不达。盖以夫妇之道，人伦之始，考其得失，非细务也。……今戒以为妇之道，申以执巾之礼……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闻也。”郑氏的《女孝经》对后世影响很大。 但唐代最重要的女教书是《女论语》，全书十二章，四字一句，多用白话，流传极广。这本书着重讲述女子做人的规矩，标榜贞节柔顺。如在“立身篇”中：“凡为女子，先学立身。立身之法，惟务清贞，清则身洁，贞则身荣。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出必掩面，窥必藏形。男非眷属，莫与通名。女非善淑，莫与相亲。立身端正，方可为人。” 《女论语》对女子的言行举止，生活交往等诸方面都明明白门地加以规范。固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民族东方审美观，但也是压抑女子个性的戒条。此外，《女论语》中还正式提出了妇女守节：“古来贤妇，九烈三贞，名标青史，传到而今。后生宜学，亦匪难行。第一守节，第二清贞……夫妻结发，义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倾，三年重服，守志坚心，保持家业，整顿坟茔，殷勤训后，存没光荣，有生有死，一命所同……” 总之，唐代的女子教训更加完整和具体，成为一千多年来套在妇女身上的一大枷锁。 此后的宋元明清，对女子礼法教训更趋完备。明朝大力嘉奖妇女贞节，并开始鼓吹“女子无才便是德”，明仁孝文皇后又著《内训》二十篇；蒋太后撰《女训》十二篇。凡此种种，对于妇女的言行举止，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的规矩、礼法、教训历代延续，增补，完善，直至通俗明了，家喻户晓的《女儿经》，“遵三从，行四德，习礼仪，难说尽，看古人，多贤德，宜以知，为法则。”中国妇女历代演绎的性别悲剧与几千年繁琐苛刻的礼教是分不开的。
第一部分：女性的屈辱与苦难缠足（图）
1．缠足的起始 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陋习。关于它的起源，明清时代的文人学者有很多考证，且众说不一。大体上认为起始于南北朝、唐代和五代时期。但从宋代缠足已流行的实际来看，起始于五代较为可信。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缠足”一文中说：“（南唐）李后主宫嫔娘，纤丽善舞。后主作金莲，高六尺，饰以宝物细带缨络，莲中作品色瑞莲，令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形，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唐镐诗曰：‘莲中花更好，云黑月常新’，因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 南宋初年，张邦基所著《墨庄漫录》一书，叙述缠足之事时，也是说“近代兴起”。五代时，缠足之风大约还只是在宫廷中流行，至北宋中晚期，在贵族妇女中已较普遍。《南村辍耕录》说：“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北宋徐积《咏蔡家妇》中有“但知勒四支，不知裹两足”的句子；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中说：“宣和末，女子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错到底。”苏轼《菩萨蛮》词曰：“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临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可见，到了宋代，已以脚小为美了。此后，缠足之风迅速流行，愈演愈烈，就连一般人家的女子，如不缠足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甚至婚嫁都要成问题了。 2。崇尚缠足的原因 缠足，是一种摧残肢体正常发育的行为。缠足的女子要从幼年开始裹束自己的脚，慢慢地拗折足部骨骼，使之畸形。缠足后的一双小脚，不仅在实际生活中有种种不便，而且在整个裹脚过程中，妇女要承受极大的伤残痛苦。这种毫无实际效用，又使承受者极端痛苦的事，为什么会普遍流行，成为社会风俗，绵绵数百年呢？ 究其原因，大致有四： 一是有利于把妇女禁锢在闺阁之中，对她们的活动范围加以严格的限制，以符合“三从四德”的礼教，从而达到按男子的欲望独占其贞操的目的。元代伊世珍的《琅环记》说：“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又如《女儿经》中说：“为什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二是由此引起妇女本身体态和性生理等变化，从而更好地承当延嗣后代的生育工具。因为缠足以后，足的形状成为畸形，当足部接触地面时，全身的重量集中于踵部。也就是说，缠足后的女子是用踵部走路的，因此，每走一部，就会牵动腰髋部，长此以往，使妇女的腰髋部发达，影响骨盆，那么，对妇女的性以及生育都有影响。 三是封建士大夫病态的审美观使之然。在五代以前，也有过缠足的记载，如“足下蹑丝履，纤纤作细步”等等，但大概是指把脚裹小一点而已，使步态轻盈、优美，起舞时婀娜多姿，而并未折骨缠裹，使脚弯成弓型。许多封建文人士大夫视女人如玩物，病态审美，赏玩小脚成为癖好。明清时代的文人有许多咏小脚的浓词艳句，如“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笋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 更邪癖的是以妓鞋行酒，元代就有，清代盛行。清朝方绚写的《贯月查》专门讲如何以鞋行酒这个怪俗。行酒时，推一人为录事，叫他从陪宴妓女的脚上脱下一对小鞋，在一只小鞋内放一杯酒，另一只小鞋放在盘子里，录事拿着盘子走离酒客一尺五寸的地方，而酒客们用大拇指、食指和小指撮取莲子、红豆或榛松之类，对准盘中小鞋投五次，根据投中的次数多少来罚酒，即饮那杯置入在小鞋里的酒，以此取乐。还有一种妓鞋行酒，是把小鞋在桌上传递，传递时数着初一初二以至于三十的日子，而执小鞋的姿势要随时日数不同按规定变换，或者口向下、或者底朝天，或持鞋尖、或执鞋底，或者平举、或者高举……如有错落，即以鞋中放置酒杯饮酒，有一首歌专门说的是这种妓鞋行酒： 双日高声单日默，初三擎尖似新月。 底翻初八报上弦， 望日举杯向外侧。 平举鞋杯二十三， 三十复杯照初一。 报差时日又重行， 罚乃参差与横执。 方绚还有一篇专写妓鞋行酒的《采莲船》，开篇就说：“春秋佳日，花月良宵，有倒屐之主人，延曳裙之上客。绮筵肆设，绣幕低垂；绿蚁频量，红裙隅坐。绝缨而履舄交错，飞觞则香泽微闻。” 也就是说，妓鞋行酒，是为了闻香气。这种种病态的欣赏，无疑助长了缠足陋习之流行。这种“莲癖”、“拜脚狂”一直延至二十世纪。周作人先生作于一九二五年的《拜脚商兑》一文中，曾引了两则报摘，一则是北京《晨报》上的一篇短文《小脚狂》：
我有个同乡，久居四通八达、风气大开的北京，并受高等教育，看来他当然是思想较新的人了。不想竟出我“意表之外”！有一天，我同这个同乡走路，道上遇见了三四个女学生，长得极其标致，他看见了她们，说道：“这几个真是好极了！尤其是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眉锁春心，目含秋水，年纪不过二八，确是一个处女……哎，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