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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看到一次偏头痛，一段糟糕的音乐（听觉），一种雨夜里的水腥臭（嗅觉），如何破坏了他昂扬的情欲，更多的时候，他只好悻悻然回到自己的房间，持续地离开，正如福科所说，真正的性感不是性，是漂亮男孩甩上车门，离开的那一刻。这和僧侣的身体阉割不同，神在高处注视，那在云端的绝对理念，阉割是对神的献礼。现在好了，神从云端走进我们的身体，神化作了我们的感官，在不动声色地调试身体的音准。
对身体写作的误读，源自我们习惯的空间思维，比如从一张床飘向另一张床，而身体恰恰是时间性的，欲望的命运发生了。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开篇就是“我已经老了”，多么诚实，因诚实而伟大的女人，让我们阅读到纯粹的“身体写作”。老了，身体犹在，感觉犹在，情欲更加神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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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禁何以成为可能
“上帝死了”，“作者死了”“哲学家死了”，于是在历史终结的时刻，为什么福科提出，一切哲学都指向萨德主义？看来哲学家依然在寻找活路。
在这条路上，行进着尼采、福科、布朗肖、德勒兹、巴塔耶和昂弗莱的身影……
智力游戏还在继续，对于他们来说，挽救身体就是挽救哲学，挽救思想的锋芒向更深的地方掘进。昂弗莱说，身体像是黑暗的需要，哲学正是因黑暗而存在。而萨德则是其中的先行者，他的“反文明”叙事，为了最大限度地撕开这沉重的思想黑幕，而《贞洁的厄运》，怎么看，都是对他自身，以及人类命运的隐喻。40年的牢狱生涯，囚禁何以成为可能，那是因为以往的一切，早已将我们的身体打造成了一座坚不可摧的牢房。而越狱行动，正是从炸毁这座与生俱来的牢狱开始的。通过摧毁身体来解放是身体，通过颠覆贞洁来塑造贞洁。而巴塔耶继承了萨德传统，在禁忌中张显色情。他认为，在总体性的认识论方面，以身体为突发现场，来描述一种深邃的内心生活，而这思考的对象就是色情。正因为思考的严肃性，才会把过去“被诅咒部分”的价值在好坏程度上变得摸棱两可。喜爱和厌恶都同样强烈的时候，这个对象才是新鲜诱人的，才能推进我们认识的发展。所以，巴塔耶才说，继萨德之后，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身体写作的前世今生（2）
那些被诅咒的部分，那些对身体的厌恶和漠视，是怎么形成的呢？
身体是消极的，野蛮的，感性的，苏格拉底之死，就是哲学家为绝对精神消灭肉身的一次献祭，这位精神贵族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肉身取消，灵魂就更加自由纯粹了。如果不饮鸠自尽，身体也在漫长的意识形态改造中，实现着慢性自杀。或者，禁止愉悦，愉悦就是身体的基本属性。身体是享乐的还是生产性的，这是身体政治学的基本分歧，而前者代表颓废、堕落和羞耻，后者代表积极、光荣和进步。长期以来，身体成了工具，是生产力或劳动力，身体工具的合法性取决于社会进步的历史诉求。而进步的事实却是，身体享乐的形式和内容在无限扩展，但我们回避这样的事实。而在物质层面的享乐，加强了身体的等级划分，身体被身份取代。
身体的荒原气息在现代城市的景观中，在物质世界里，更加飘忽稀薄。表面上，身体的界阈在扩展，文化多元在解除过去的意识形态霸权，做爱做的事情，虽然还没有被正面积极的肯定，但其正当性已不容忽视。身体从过去的吞吞吐吐走向理直气壮，依赖于消费时代永不休止的感官训练。其实消费主义从理性主义的手中接管了我们的身体。健身房就是修道院的变种，身体并没有完全获得自主性。违反生产目的性的色情活动，也被色情工业打造成流水线上的操作程序，在既定的性别模式中，强化了女性身体的消费品功能。因此，当我们面对号称身体写作的文本，表现出难以遏止的道德愤怒的时候，一方面，过去的崇高理性还在发挥着余热，另一方面，也是对商业功利性的排斥，也就是说，无辜的身体并没有从无所事事的情欲叙事中解放出来，巴塔耶的敌人——价值理性，摇身一变，成了商业理性，人类的性活动，要么生产人类自身，要么就是生产商业利润。但前一种生产的合法性取决于婚姻制度，据说，婚姻就是人类对色情禁忌的委婉表达，而后一种生产的形式更加庞杂，总之性活动成了利益交换的手段或者最坚挺的流通货币，身体因而更加地无所适从了。
萨德的革命性纲领，在商业时代，遭到更加狡猾的戏弄。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道德在愤怒
至今，身体写作还背负着糟糕的污名，现代哲学家的全部努力，在我们这里完全失效。当我们被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叫春文学”，“鸡零狗碎的文字信息”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身体的真相或者本质化的呈现，就越发的不可企及了。
当身体遇上写作，文学层面的身体并不如哲学身体那么容易辨析。在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身体的际遇纷乱复杂。身体在遭遇不公，贫穷和苦难的折磨，而同时，也有身体在情欲的黑洞里苦苦挣扎，寻求新的思想、新的激情、新的伦理为其铺展出路。在一定的层面上，这两种身体痛苦都源自既得的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更加外显，而文化制度和文化积习则是内隐无形的，它根植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和世俗判断之中，对我们的日常经验起着结构性的作用。那么我们有必要对写作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才可能澄清社会正义、公共道德和内心生活、精神裂变附着在写作者身上的众多歧义。
对身体写作横加指责的底气，来自正义和道德。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保留着“文以载道”的残梦，这里的“文”应该是指文学这个小范围，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从90年代以来，文学写作的私人化倾向，导致文学更加边缘化。很好，边缘化才让文学真正回到其自身，边缘化就是文学正常化的表现。文学渐渐从政治、历史、社会等宏大背景中剥离出来，比如先锋派小说里的乡村记忆，和新时期以来农村的变革没有多大的牵连，如果你要获得农村社会的真相，近几年兴起的任何一本新闻类、政经类报刊杂志刊载的记者报道，都比任何一部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更加丰富详尽。所以，作家不用去重复记者的劳动，作家进行的是一种向人的心灵内部挺进的工作，他的工作面对的是灵魂缝隙里的碎屑，欲望坐标里没有规律可循的庞杂曲线，所以，任何高级的写作必然是身体性的，身体的任何一种不良反应，都在文学的第一时间里得到关注。有时候，文学不但不载什么“道”，它反而会对那个“道”提出质疑，谁的“道”，何种“道”。而真正的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共通之处，就是发现问题，民生疾苦和心灵疾苦，没有价值上的区分。
当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为私有财产和契约制度大声叫好的时候，身体写作关心的是婚姻制度制造的丑闻，进一步质疑婚姻契约就等于身体契约吗？因为契约不是万能的。当道德保守主义者对性自由大惊小怪的时候，身体写作关心的是耶稣的那句名言，谁有资格拣起石头，砸向那个通奸的妇人，除非你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正因为虚伪和贞洁只对统治者有利，所以要为色情正名的巴塔耶才说，我不是资产阶级的领导者，我同你们一样是被领导者，因为，这一次让你们听到的声音是你们的，这是一个被领导者的声音，我想让它成为所有被领导者的声音。这不，身体写作也在向无形的敌人讨还公道，是什么在统治我们的身体，统治我们的欲望，这是GDP指数和税费改革，或者开明政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然文学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它甚至不能让我们得到良心上的安慰，因为它不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因此它必然受到指责和漫骂。当公共言论在为弱势人群处心积虑的时候，身体写作的罪过就是自私和狭隘，就是男盗女娼，鸡零狗碎。真奇怪，我们的文化已经制造了过剩的正人君子，其不幸的结果就是伪君子的盛行，而伪君子往往具备不可理喻的道德自负。
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社会，欲望（DESIRE）和需要（NEED）往往纠缠不清，而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人文救世情怀，针对更加大众化的阅读心理，获取了道德上的优先权，这样，不仅伤害了写作本身，同时会伤害我们对生活的敏锐洞见力。而越来越走向边缘化的文学，包括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包括文本实验的艰辛努力，都会被粗暴地横加指责，于是身体写作和问题少年画上了等号，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偏激，至少也表明了我们思维上的懒惰，我们放弃对生活在别处的焦虑想象，巴塔耶称之为“吝啬鬼”的逻辑，因为他们不肯燃烧自己的激情。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无辜的色情
身体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色情。而色情也被一相情愿地理解为暴露指数的攀升，因为暴露和无耻相关。正如集权主义的神秘，和遮掩相关一样，为呈现身体真相的暴露，就是解除身体暴政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遮掩比暴露无耻上千倍。
从本质上说，文学就是世俗生活的对立面，在一种不妥协的紧张关系中，寻找新的价值和意义。真正的身体写作从来都是大逆不道的，如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还有被年轻作家推崇的美国作家“米勒大叔”，让色情从肤浅的感官学进入死亡哲学的领地，体现感官主义的深刻性，因为恐惧与颤栗首先来自感官的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