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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为了差异而过分地强调差异性，因为差异性更能简易而轻便地获取人心，其结果就是保持现状，躲避变化。“国情”作为一个狡猾的托词，正如我们的传统对“女人”的界定，差异并不能保证个体的独立性，反而是对另一种服从的过度强调，这是集权文化对后现代文化策略的盗用。尊重差异与多元，在不同的文化格局中，我们更应该小心甄别这差异之中的差异。在此，女性立场和西方立场一样，是从弱者这一边生长出的有色眼光，作为一种争胜性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从本质上清除虚弱。所以，女人放纵与女人受伤的逻辑关系并不成立，放纵不是报复手段，放纵有可能是关于自由方面的实习。像“男人”那样，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描述性表达，其潜在的可能是像一个独立而自主的人那样，对于女人，不是同化，而是具有相当的解放性价值，那么像“西方”那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弱者的抗争，并不是要故意做得和你不一样，正如女权主义的发展轨迹，首先在女性自身的内部系统，来检视自身的弱点，重新调试整合女性经验，坚持是在不断的否定和放弃中完成的，比如走出家庭的狭隘空间，而正是这种放弃，创造出了新型的两性关系模式。
而选择怎样的性生活，这是一桩私人事件，本来不具备可探讨性。而值得探讨和思考的是，木子事件的社会反响以及她的女性身份。而社会反响集中在女性身份上，女性身份一直被众多的符号所替代，比如母亲、妻子、女儿以及女朋友（情人），女性身份从一开始，就比男性身份更具备强烈的人伦色彩，尽管启蒙运动带来了普遍人性的说法，但普遍人性，在女人这里，就像水消失在水中，女人丧失了拥有普遍人性的资格，而女人常常是要先获得人伦符号之后，才能找到做人的正当理由。女性情欲正如女性身体，被包裹在繁复的装饰物之下，处于遮蔽状态，枝繁叶茂的是爱情与婚姻，不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和不以爱情为目的情欲，都像废物一样，被排除在社会生活大机器的运转之外，欲望主体受到窒息和压抑，为了寻求活路，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生产和流通市场中，女性欲望不得不进行其自身价值转换，成为性货币，从男人那里交换水、面包、房子以及相应的尊重，因为男人们没有理由不尊重妻子，没有理由不答应和他们有性关系的女人的要求，性是要挟男人的手段，比如生气的妻子会把男人驱逐到客厅的沙发上，性制裁成了行之有效的家庭暴政，也就说，男权文化在管制和打压女性欲望的同时，女人的性冷淡，才是最具灾难性的报复。乏味妻子与刻板丈夫是相互感染，相互惩罚的结果，而其严重的后遗症就是我们共同的性焦虑，因为任何伤害在其效果上，都需要我们共同来承担。
所以，单方面地来说强调差异，只能坠入更深的文化陷阱之中。女人的开放，并不是积极而疯狂地一头扎向所有男人的怀抱，让自己变成“肉体炸弹”，一起毁灭。放纵作为男性特权，只是一个从性别差异的格局中借用过来的词汇，男人放纵的心理机制是情欲狂躁，这一比女人更加社会化的生命物种，最强悍，也更脆弱。
男人的放纵类似于少儿多动症，它以圈子感染的途径传播，不是源自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某种效仿和盲从。更多的时候，放纵是为了消解苦闷与挫败感，在将性伴侣物化的同时，自我物化的非人体验，是抵达色情快感的秘密通道。暂时性的昏厥和遗忘自我，是把自己从现实矛盾中解脱出来，自欺欺人的做法。女人的放纵，不是去占有色情，而是享有色情，放纵不一定是一个数量上的累积，而是去发现一个自信，勇敢和练达，充满感受力，敢于承担责任的新自我。这时，作为欲望主体的女人，同时也是责任主体，将放纵的形式置换和升华成生命的激情，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以生命质量和心灵质量，来鉴别新的差异性。
激情的贫困是革命年代的欲望出路，断裂之后的表现。从革命战争到政治运动，个人欲望被集体欲望收编，性政治中的性别矛盾，被社会革命中的阶级矛盾所掩盖。战争年代的革命诗歌和歌曲，比如《十送红军》，其旋律取材于民间小调，而民间小调是田间地头男女调情时的欲望话语，也就是说，情欲符号指向了革命队伍，爱红军就像爱情人一样的，被叙述得缠绵悱恻。欲望犹在，它找到了新的倾诉对象，在叙述之中获得了满足。欲望符号自身在进行着转换，身体迷狂交付给了社会性的集体迷狂，情欲体验的心理效果是相通的，并且被放置在一种体积和容量更为庞大的场景中，情欲话语由隐秘的个人体验，上升为一种更加激动人心的国家主义情欲仪式。这就是伟大领袖就像伟大情人一样，被我们朝思暮想，让我们心跳加速，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的爱情神话，所有的人，被一种爱所覆盖。
一种神奇的力量，动员了所有的人只爱一个人，爱一个遥远的神话。革命年代的情欲密码被精心编排，当这种情欲组织功能在超稳定的和平年代渐渐失效的时候，在我们的欲望显示器上，呈现的是一堆让我们无比焦虑的乱码。因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在考验我们心智和选择能力，这种行为的依据，生长在性别文化的土壤中。一个有意思的资料就是很好的证明，解放初期，婚姻自由作为法律，写在了共和国的制度条款上。尤其广大的农村妇女，获得了离婚的正当权利，而据社会学者朱晓东的调查显示，大部分离婚的妇女都很后悔，她们的身体和土地一样，被当成“胜利果实”，为缩小贫富差距而被重新分配了一次。革命的技术性操作，终于在这里把性别政治的矛盾浮现出来。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持不同性见者（2）
制度安排这一革命胜利果实的配额做法，在我们这里，落到女人头上，就是突然让我去上班了，突然让我可以离婚了，突然让我可以参加人代会了（尽管是点缀性的），同女人自身对性别权利的争取，自身经历痛苦的性别意识觉醒，自身的思想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女人就该怎样怎样，这个天然的律令，依然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被完好无损地延续下来。
婚姻作为生产方式的附件，一直抹杀了它最基本的内容——性愉悦。在女人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性能力，赚取水、面包和房子的时候，性筹码也就消失了，对性愉悦的诉求必然高涨。这样的诉求，在持续不断的欲望书写，在变化和丰富着的现实经验中，我们发现，性别差异的话语霸权，滋生出的生活事故而不是故事，层出不穷。女人的放纵，才让我们的社会神经如此的大惊小怪。
在过去的欲望话语中，是以男人为主导地位展开叙述的，而男性霸权的外延就是前面提到的国家主义欲望结构。对性道德的亲昵和欲望模式的单边主义，有利于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欲望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性资源是以性别和财富即强权的标准来进行定额分配的。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加的力量，不仅伤害女人，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男人，因为有多少权利必然承担多少责任。这样的欲望叙事，固定在单一的男/女二元对立中，将差异简单化，野蛮化。而男人内部和女人内部的差异被忽略，比如对性取向的漠视，或者性与情的不同比重被描述成性别差异。
让情欲人权回归到人本身，并且不仅仅是在婚姻框架内展开，性解放就成了妇女解放的一部分。当经济角色发生改变之后，性别冲突必然在情欲层面突显出来，而这个时候的男/女对立，演化成主流性观念和“豪放女”（何春蕤语）之间的较量。性焦虑必然导致不稳定，但稳定并不代表情欲痴呆。“稳定”是一种高妙的境界，取决于两个人的天赋、智力和才华，可是当假稳定、假繁荣以道德的名义，获得威权话语的时候，此稳定已非彼稳定了，稳定成了权力秩序的代名词，它只对领导者有益。
而女人的身体书写正在撼动这虚假的稳定，尽管看上去像一个坏小孩在捣乱。我不愿意看到女权主义，在我们的社会发展成一种青春期叛逆的代用品，被时间或年龄段所决定的文化朋克，操持的一项行动。尽管有人说木子是女切·格瓦拉，切的头像被印在流行文化体恤衫上，成了一种青春期的象征符号，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荒谬。这样的时候，我们只记住了切的桀骜不驯与年轻人分泌过旺的荷尔蒙之间的对应关系，而遗忘了格瓦拉终其一生的战斗性。
《持不同性见者》 性别视角中的身体临近身体临近存在（1）
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曾写过一篇短文——《作家的身体》，她说，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他们是作家，对他们的肉体同样也漫不经心，而此事与我相距甚远。杜拉斯并不是否认自己的作家身份，她要否认的是那些否认身体的人。
否认身体，不是说他轻视身体，相反，是他过于爱惜自己的身体，因爱惜而吝啬，因为他需要的是安全。这时的笨拙和罗兰·巴特情欲燃烧时话语音阶上的休止符不同，这样的笨拙更接近迟钝和麻木，因为思考的赘肉，正悬挂在他高级的头颅上。知识分子对身体的漠视，来源于肉体和灵魂的古老敌意，作为灵魂建筑的工程师，身体作为材质，是旷野中采集而来的大理石，并不具备结构功能，它被刀削斧砍，剔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