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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乐死，何患无人乎！
第四部分第三十四章 君位继承
自西周算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的封建统治始终没有建立起君位继承的机制，权力交替之际经常发生政治危机。君死国覆的事情屡见不鲜。从理论上说，君位继承不外“子继父业”与“兄终弟及”这样两种方式（个别情况也有隔代继承的）。然而实际上，发生在权力继承环节上的故事花样翻新，数不胜数，凄凉而又恐怖。
晋献公只是被妖媚的骊姬略施小计，便痛失一位道德高尚的公子，使政治一下子变得溷浊起来：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适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
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于君。”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上其荐胙于献公。献公时出猎，置胙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郦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杀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亡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太子闻之，奔新城。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于新城。《史记·晋世家第九》申生之死令人扼腕叹息，然而申生的自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选择其他出路，只会进一步加剧内乱，进一步把百姓推向深渊。倒是骊姬的两面派手法，成了不朽的遗产，被后人所效法，屡试不爽。
几千年来，究竟有多少公子、皇子被杀，无从知晓，恐怕是天文数字。争夺权位的斗争之残酷之血腥，恐怕在世界上也难寻颃颉者。
君位继承问题自古就横亘在中国人的面前，不贡献大量牺牲，休想越过这个障碍。周礼的核心就是加强宗法统治，当然不可能不涉及到血缘继承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是周礼的薄弱环节，成了中国封建制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桎梏。绝大多数动乱与战祸祸起萧墙。统治者家族的内讧，殃及社会，殃及百姓。
“杀君”的事情并不少见，然而多为毫无意义的仇杀，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意义地重复。这与古代西方甚至非洲大相径庭。古代西方的君位继承，经常是以最终杀死国王的方式完成的，代价是换取政治结构的稳定，保证国家最高管理者生机勃发。那是为了制度而杀人。中国的情形似乎相反，是为掌握权力而毁坏制度。在制度不断被毁坏的过程中，“机制”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与条件，一切变得无序而又混乱。春秋·铜矛国家管理者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到维护权力上了，几乎无暇顾及国计民生。数百年，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也没有寻找到有效的办法，驯服权力这个怪物，取其利而避其害。世界公认的九大奇迹，有三个在中国，足以证明中国人的智慧，然而聪明的中国人就是对权力无能为力，建立不起来有效的控制机制。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空，权力狂们在这个真空中为所欲为。
第四部分第三十五章 董狐之笔
可以认为，记载春秋战国史实的典籍基本是可信的。替暴君、昏君扬恶弃善或文过饰非的事情并不多见。这一段历史虽距今较为久远，然而可信度却大于其后的历史。董狐与同时代史官相比，高明在他敢于在当事者就在眼前的情况下，直书其丑，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董狐也并非孤独一枝，与董狐之笔相媲美的还有太史直书崔杼的恶行。读《史记》，深感鞭挞暴君昏君的笔墨多，而歌功颂德的笔墨少；揭露腐败丑恶的多，描述太平盛世的少。被司马迁歌颂的多是他心中的道德完人，而非权力拥身的君王。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没完没了的杀戮，我们找到了中国人“窝里斗”习性的渊源。关于“董狐之笔”，司马迁是这样记叙的：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晋世家第九》董狐的肝胆卓识、奇言瑰行与天壤同在，与日月同辉，其清名永为后人铭记。
斯时出现董狐并非偶然，说明再溷浊的封建制，也留有一丝民主的缝隙（“分封”本身就有权力分散之含义，与民主相合），不像大一统皇权专制，一丝缝隙也不留，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政出一门，一切皆由皇帝一人掌握，再耿直的史官也只剩下了唯唯诺诺。三轮铜盘西周、东周，史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权势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践踏已经成为全体认可的共识。这主要是因为有天子高高在上，形成一定程度权威与权力的制衡，尽管后来“权威”沦为了形式，还是有胜于无。董狐之笔，放置到后来任何一个皇帝那里，都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从这个角度看，东周以降几百年历史的惨无人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说明政治游戏的无序，缺乏有效的机制；另一方面，说明史官秉笔直书，不殉私情，没有他们的努力，也许我们永远得不到信史。先秦，中国政争基本属于明争，秦之后，除了朝代交替之外，政争多为暗斗。权力的高度一元化与政争形式上的变化，对史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史官畏手畏脚，不再敢按照客观情况直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董狐、太史的生存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以清朝为例。乾隆好大喜功，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征书三千四百余部，然而被定为禁书的竟然多达三千一百余部，能留存下来的只是极小部分。历史像是柔弱的女子，任由强权大汉奸污凌辱。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的质量与真实性便可想而知。
董狐之笔，乃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浓重的一笔。那些倒果为因、指鹿为马、阿谀奉迎、为特定目的而修史的衮衮圣崽，在董狐、太史以及司马迁面前会不会无地自容呢？
第四部分第三十六章 楚庄王与楚平王
楚庄王与楚平王，一明一昏，一宽一苛，一仁一暴，恰成鲜明对照，将二者放置到一起，对应比较，味之不尽。
楚庄王开始也是昏君，不纳忠言，后来幡然憬悟，痛改前非，从而创造了一系列不错的治绩。
“一鸣惊人”的典故就出自楚庄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
。”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史记·楚世家第十》楚庄王纳谏之后，立竿见影，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公元前603年，楚国灭掉舒国；
公元前598年，楚国攻下陈国，欲将其吞并，群臣庆贺，只有申叔时唱反调：牛践踏了庄稼是不对的，但把牛抢走不免失之过分。于是庄王恢复了陈国的宗庙社稷。
公元前597年，楚国包围了郑国，郑伯的一番话，使楚庄王毅然决然放弃了吞并郑国的想法，与之订立了盟约；
公元前594年，楚军包围了宋都，城内无粮，百姓换子而食，宋国的华元出城道明原委，楚庄王撤兵……公元前591年庄王去世。
山戎·青铜短剑作为庄王的子孙，楚平王迥然相反。他是用诈骗之法杀死两个君王之后继位的。继位之后不纳忠言，不修政治，君子受逐，宵小得志，国家政务狼藉：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