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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王与召公有如下一段对话：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
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第四》这又形成一种范式：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君王都是短见得只考虑扩张自己的权威与享受奢侈的帝王生活，而想得到国祚长久的多数都是用心良苦的大臣。好像权力属于统治者个人，国祚延续则属于大臣们的事情，二者是分离的。以上对话耐人寻味。
厉王因“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而洋洋自得，以为那是自己的威严与政绩使然，没有什么可忧的了，所以才兴冲冲地告诉召公：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召公这才向他发了一大堆议论，告诉他人人都不敢讲话了，不是好事，也许孕育着更大的危险。一旦像洪水似的爆发可不得了，那时再想防也防不住了。说实在的，厉王还专横得不够，否则可以仅凭召公的这番话就把他杀掉，留这么个碍眼之物何用？
召公说这番话仅三年，厉王就丧家犬般逃亡于彘。命运狠狠地与厉王开了一个玩笑。
幽王在厉王的刚愎自用的基础上又多了一条昏溃荒唐。只是为博得新王后褒姒的一笑，无敌情而点燃了烽火台，而且不是取闹一次，如此耍弄诸侯，做“狼来了”的游戏，幽王在诸侯中的骊山烽火台遗址威望一下子消失殆尽。申侯联合诸侯攻打幽王，幽王再点燃烽火台，已经失效，申侯把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申侯立宜臼为王，即周平王。虽然江山姓氏没有改变，但内质发生了决定性的变更。西周衰亡，东周勃兴。进入“春秋战国”“无法无天”的时代，再不把周王室当回事的时代。
幽王之死给中国妇女带来巨大灾难。“女人祸水说”因此而更确凿无疑了，似乎凡女人参政，都要惹出是非。
东周已经不是西周那样的一统于王室之下的分封制了，几个强大的诸侯共同操纵着中央权力，王室逐渐成为傀儡与象征，形成了几个有实力的诸侯王轮流坐庄的局面。
在西周被解构的过程中，厉王与幽王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他们两人的作用终究是次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以仁德为衡量标准的人治政治框架下，合乎要求的君王微乎其微，成为一种极度稀缺的资源，绝大多数人选是不合格的。所以，即使一个贤明君王获得权力，也意味着其权力随时有被他姓颠覆的可能性。如果一种政治体制完全寄希望于君王个人的人格与德行，那么这种体制无论如何也是脆弱的，不能不借助于暴力来完成更替。东周所“再生”出的政治体制已经大不同于西周，诸侯以服从王室、和平共处为主转为以互相争夺、互相竞争为主。这几百年在酝酿着强者，以最终由强者完成大一统皇权专制的事业。之所以这一事业需要漫长的几百年时间的过渡，是因为当时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非如此不能抵消部落氏族给地域文化打上的强烈烙印。当时，不仅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与图腾崇拜对象也不同，把这些统一起来，非超强政治势力莫办。而这种超强的政治势力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酝酿期。在酝酿期中，一方面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建立游戏规则。
既然实权转移到了诸侯，天子的贤明与否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反之，既然诸侯的事情都是自家事，自然都会苦心经营。所以，在这几百年中，没有再出现厉王、幽王那么典型的昏君———毋宁说君王日益不被关注了。小的诸侯国被大的诸侯国吞并成为家常便饭。迫于形势，似乎励精图治的诸侯王多了起来，演绎出了一个个惊心动魄、快意恩仇的故事。
第一部分第九章 秦聚拢人才
秦本偏僻之邦，经十多代人的励精图治，建成霸业，多亏了贯彻重用贤良的国策。
秦缪公任贤使能是很有名的。公元前655年，晋国灭了虞和虢，俘虏了虞君与大夫百里奚，百里奚被当作奴隶送往秦国。趁管不严，百里奚逃到了楚国边境宛地，楚人捉住了他。缪公听说了，有心用重金赎回，又怕楚国惜才不放，就想出一计，派人对楚国说，我家奴隶百里奚逃到了贵国，我想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就交出了百里奚。缪公请教百里奚，百里奚说，我是亡国之臣，岂敢乱言。缪公说，虞君不重用你，所以亡国，这不是你之罪。谈了三天，缪公终于把国事交与了百里奚，称其为五大夫。百里奚又向缪公推荐了蹇叔，他说，我比不上我的朋友蹇叔，只是没有人了解他罢了。我曾想事奉齐国国君无知，蹇叔阻止了我，结果躲过了政变之灾。我又想事奉周王子奚，蹇叔又劝阻我不要事奉他，我离开了奚，结果奚被杀，我又一次幸免于难。事奉虞君时蹇叔也劝过我不要事他，但我没听，才遭此难。缪公听罢，二话没说，就请蹇叔当了上大夫。从此秦国渐强。
缪公死后，经过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等数代，国力又衰落了下来。到了秦孝公，再次振兴。商鞅像秦孝公重用卫鞅的故事非常有名。“商鞅变法”使秦国一举强大起来。卫鞅的最大特点是不畏权贵。他要把刺面的墨刑施于太子，太子不接受，于是让太子的师傅代受墨刑。当时，秦国是诸国中最接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权贵们的利益受损，国家却大大受益。
后来秦成霸业，主要也是因为一流人才纷纷涌向秦。像张仪，一会儿相秦，一会儿相魏，一会儿相楚，秦国并不因此而排斥他。秦的传统政策是：只要是人才，就人尽其用。秦统一中国之前，几乎所有的上将都集中在秦。这一点诸国都没有秦国做得好。秦之成功，在乎用人。
历史往往无情地嘲弄人。
一方面秦重视人才，另一方面秦也残酷地摧残人才。赫赫有名的秦缪公，不杀盗马贼，结果得到那伙盗马贼的救助，在一次重要战役中转败为胜。然而就是这个看似仁慈的秦缪公，死的时候却安排了包括奄息、仲行、虎在内的177名良臣为他陪葬，残忍之极。直到秦献公主政（公元前384年）的时候才废除殉葬制度。
秦孝公重用卫鞅，但孝公一死，卫鞅便大祸临头。孝公死，怀恨卫鞅的人便刻不容缓地要处置卫鞅，卫鞅逃跑，未果，被处以残酷的极刑———五马分尸。秦国盛世的奠基者就这样惨死在秦君手下。卫鞅被杀死之后，卫鞅的思想却被秦完整地承继了下来。白起等名将几乎都是被自己的国君处死的。这些战功赫赫的名将大多成为青史中的冤魂。吕不韦该是何等狡猾的人物，最后也免不了惨死。
秦在残暴中崛起！在残暴中一枝独秀！在残暴中停止了诸国共舞，在残暴中结束了百家争鸣！
一个奇怪的现象凸现了出来：中国历史，表面看，君王越仁慈越有凝聚力；实际上恰恰相反，君王越残暴越有凝聚力，越残暴越有夺天下的可能性。秦的崛起构成了一个标准范式：一方面诸国都在喊“暴秦”，恨不得生啖秦王；另一方面人才纷纷涌入秦，使秦愈强愈暴，愈暴愈强。最终喊“暴秦”的只剩下了孤零零的螳臂当车的少数几个人。
邪恶也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因为靠暴力得来的权力里面充满了人性中最丑陋的贪欲与自我张扬，当人们看到这些东西时，不由自主地会与最后成功联系起来。而仁慈与宽容距离权力塔尖总是很远很远。越是投靠残暴不仁的主公，成功的概率便越大，只有冒着有可能被杀的风险，才可能收获荣华富贵———这就是暴君能聚拢人才的心理上的原因。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示范。后来，这样的悖论，在历史上无数次地被上演，杀人魔王越残暴不仁，越能够聚集乌合之众。比如有杀人魔王之称的黄巢（不入伙者———斩！）就一度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再如洪秀全心狠手辣，行匍匐礼不到位者———斩！他的队伍遇到年轻男人，不问青红，但看手心，手心红润者（不像受苦人）———斩！就是这个杀人魔王却纠集了数十万之众，占据了半壁江山，半壁政权苟延了14年之久！
第一部分第十章 春秋战国无信义
春秋战国期间，出现率最高的字就是“义”字，然而，春秋战国又最不讲信义。在这个时期，作为人类普适的文化现象———信义，面临前所未有的被解构的危机。这种不讲信义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敌对国家之间，也发生在友好国家之间，甚至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承诺让出一个城池却不交割，答应出兵援救却又按兵不动，言称买对方的某种宝物却不付钱，将某某骗来却羁押起来，以为人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早的“自然法”———口头承诺或文书承诺几乎失去效力。例子俯拾即是：
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