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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本纪第五》晋闹粮荒，秦支援晋，想必两国定下了口头承诺，待秦有急用，晋会反过来支援秦。然而秦真的闹粮荒的时候，晋非但不支援粮食，反而乘机出兵伐秦，不讲信义到极点。
秦的不讲信义的事情就更多了，比较有名的是秦索要赵国的和氏璧，答应割15座城池给赵，却不实施承诺，幸亏蔺相如机智，才得以完璧归赵。
春秋战国几百年，不讲信义的乱战登峰造极，食言、失信与欺骗，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部东周列国志，充满着血腥的斗争与杀伐。读之让人压抑，让人窒息，让人呆若木鸡。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不能不怀有愧怍之感。我们最应该躬身自省，我们自古就缺乏集体协作精神，缺乏通过非武力的方法实现利益协调的胸怀与技巧，遇到利益纠葛，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以至于产生了对武力的严重依赖性，无法摆脱，像吸毒者依赖毒品。协商谈判解决问题的实例实在是太稀少了。在大多数时间里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或是以腐败与不公正为代价拼命保持既得利益格局，或是坐以待毙，消极等待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武力打乱格局，重新摆平那些春秋·铜胄已经失去相对平衡的各种利益关系。所谓“窝里斗”，在这个历史时期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肤色相同、操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体一致的文化传统的龙的传人都嗜斗成性，弄得华夏大地几乎无一天无有杀伐，无一天无有争斗。被分封的数十种上百股政治势力，互相之间根本不能和平共处。大家都怀有这样一种心理：宁可承担巨大风险争夺全部利益，也不愿意降低风险稳拿属于自己的几百分之一的利益。换言之，地方自治在中国行不通，非中央集权不可。分享不如独享，分权不如集权，名义上的天子不如握有实权的帝王。这种价值取向被广泛认同。
欧洲或日本的地方分权比中国稳定得多，解决地方势力纷争所采取的手段也并非仅仅是武力。这是他们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艰难，原因同样在于此。权力过于集中，行动过于一致，染指权力的人数过少，扼杀了地方乃至个人的积极性，使得很难自我调节，也使得中国始终处于国强民弱的状态，社会发展极不谐调。在许多场合，皇权的破车根本拉不动方圆如此辽阔的大地，所以中国文明的步伐格外缓慢。儒家是讲伦理道德的，但道德在中国恰恰是个致命的弱点，中国只存在封闭的道德体系，不存在开放的道德体系，单纯靠封闭的道德体系（只涉及特殊人际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而不涉及一般的人际关系，这样的道德体系是封闭的道德体系）治理国家，卒难遂愿。
第二部分第十一章秦始皇与“皇帝”
王夫之认为，郡县制在秦之前已有，“封建”虽不可复，但三代依赖的封建制仍糅在秦后的郡县制里，所以，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是一部没有真正社会性变革的历史。王夫之的话不全对。
秦之前的郡县制与秦始皇开创的郡县制岂可同日而语？秦始皇的郡县制是大一统的，不封王的，专制到极点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王对天子的制约，也包括天子对诸侯、王的制约）彻底丧失，最高权力成为无忧无虑、为所欲为的怪物。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郡县制的形式是为大一统皇权专制服务的。丞相王绾劝秦始皇封王，他说不封王无法镇抚偏远的诸如燕、齐、楚等原诸侯国。群臣都认为王绾说得有道理，支持他的这一建议，惟有李斯反对，李斯说不见得非要封王，用重赏的方法也能够取得镇抚的效果。秦始皇拒绝了王绾与群臣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大牌的投机家，他的一言一行，并非出于他的学识与良知，而是出于他龌龊的心理与卑鄙的目的。也许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思，李斯不提出来，秦始皇也会这样做。秦始皇像秦始皇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的权力直接延伸到基层的乡里。地方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力被彻底收缴了。中国人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权力机器而付出难以想像的代价。随着集权制度的建立，不但政治、经济的权力归于一统，话语权也归于一统。士的功能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士大夫为诸侯王出主意（互相制约）改为士大夫阿谀皇帝（一体化）。士大夫想向皇帝进一言，要看皇帝高兴不高兴，不高兴的话可能掉脑袋。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说秦之前有一万个士大夫握有话语权，到了秦，能够给于皇帝以影响的士大夫恐怕连十个也不足了。话语舞台一下子变得局促起来。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忠骨孝颅的牌坊，而少了理性思想者的丰碑。士大夫渐渐不会思考问题了，因为在皇权专制的威严之下，一切独立思考成为多余。独立的思考与独到的见解，往往成为引灾惹祸的根源，惟恐避之不及。中国人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渐渐丧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世代因袭，习惯而成自然。秦始皇开创郡县制皇权专制。这种皇权专制恶性发展下去，终于走向极端，皇帝之言称为纶音，皇后之命谓之懿旨，皇帝一人垄断了话语权，万马齐喑，以言定谳，芸芸众生只能唯唯诺诺。昔日政治舞台上万人攒动的场面不复再有了，只是皇帝一个人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施展威风。众人游戏变为了一人游戏，众人学问变为了一人学问。汉之后，逐渐建立了“礼制”，用以制约皇帝。到明清，这种礼制臻于完善。在礼制之下，皇帝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被匡范了起来，也不是完全自由的。让皇帝有些不自由当然比让其为所欲为强得多。但礼制同时也匡范了大臣的一举一动，匡范了百姓（布衣不议政就是礼制中的一个内容）。可见，礼制这把双面刃并没有彻底解决独裁问题。《史记》记述了“皇帝”的由来：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国的“集体记忆”历来薄弱，喜欢破而后立，不喜欢传承。秦始皇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万花筒似地变幻着，然而几乎任何东西都长久不了，气数一尽，就被新的政治势力掀翻重来，重新打鼓另开张。惟有秦始皇发明的“皇帝”、“朕”等称谓以及皇帝坐在龙椅上接受山呼万岁是万世不易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它。
秦始皇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悖论：他一方面开创了王朝短命的记录，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登基，到公元前206年，赢氏王朝就被刘邦取而代之，只有短短15年时间；然而秦始皇所创建的中央专制集权却意想不到的牢固，两千多年，从未受到过动摇。皇帝的姓氏以平均一二百年为周期不断地变换着，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却依然故我地在同一轨道上运行，从未出过轨。这才是秦始皇“伟业”精华之所在。秦始皇所制定的基本统治术更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比如西汉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乃焚书坑儒之翻版。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仙药演化成了喊皇帝万岁，秦始皇滥杀无辜以显示尊敬权威的做法也被许多皇帝继承了下来……令人吃惊的是，秦始皇的许多统治术都是一步到位，无可更改，让人咨嗟不已。
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大的国耻。
除了耻辱而外，焚书坑儒还是一个强大表征：中国人善于“破旧立新”。把存在的文明消灭掉，建立新文明，这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一种思考方法。秦始皇破天荒地实施了这一思路，并将之留传后人。
焚书起源于博士淳于越与李斯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官吏之间的一场辩论。要害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另一个问题是，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学问与朝政？两个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将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这个问题，西方基本上解决了。而中国，却在两千多年中苦苦地寻求答案而未得。
关于第一个问题。博士淳于越认为，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李斯针锋相对地说，五皇各有不同，夏商周也是各行其制，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淳于越阐释问题不太清晰，李斯对他的反驳纯属狡辩，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说别的，周朝对殷朝的继承就是有目共睹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让士大夫们乱发谤言，不能让他们“入朝
心里指责，出朝街谈巷议”，一句话，就是必须堵住读书人的嘴。惟如此方能维护帝王尊严。
中国由封建政治转换为皇权专制政治，如此大事，只小小的一个回合就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