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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记载了更久远的时间,但只有一个例外,石柱上的雕刻使用的是以20为单位的更加复杂的计算系统。从这些长远的历史时期来看,玛雅人用一个他们假设出来的大事纪年表中的时间为原点,记录那些逝去的时间。他们在记载中也记录了这样的事实:石柱必须在卓尔金历中某个选定的有特殊名字的日子里树立起来,同时,这一天又必须出现在哈布历中某个特定名称的月份里,并且伴随着对那一天的有关月亮的信息的一系列增补。原初系统和长期的记录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信息,经研究发现,那种可以同时满足若干条件的日期要经过374440年才能重现一次。
玛雅文明中一个未知的音符应该是其统治的方式,这种方式曾统治了玛雅600年之久。宗教是玛雅社会里具有中心意义的环节;毫无疑问,整个玛雅地区都是独立的,并且各地区的神职人员都必须紧密合作,在宗教事宜上协同一致。很难说这种宗教统治对政治的干预有多少。古典主义时期玛雅文明的同质性似乎可以表明在这片土地上曾经诞生过一种霸权,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宗教的。神职人员的统治大概可以满足维护秩序的需要,或者也可能在玛雅存在着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权威,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明这种政治权威的历史发现。
当然,玛雅的另外一个未知因素就是玛雅文明衰亡的原因。可以清楚地断定的是:玛雅文明并不是因外因而消亡。还没有考古发现证明玛雅文明内部的衰退,尽管很可能它曾经发生过。很难相信,一个如此坚固的文明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但如果不良因素是几个世纪以来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那么,这种因素的确很难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
社会进步的两种理论
目前,对于文明的定义多种多样,但所有的定义中都包含着以下几个要素:农业生产的粮食的节余足以供养非农民的生活;集中的人类聚居地(城市);不断进步的科技;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一个分为不同阶层的社会,其中一部分人可以有闲暇追求完全非功利性的目的;一种正规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公共事业;写作。
通过对旧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考古学家戈登·裘得认为:在上文提到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种不断发展的秩序,一种随意的关系,这种关系广泛存在,使各种要素成为文明进步的前提。裘得对中东地区进行了最为深入广泛的研究,并且他在那里找到的证据的确可以支撑他的论点。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大面积的灌溉农业发展起来,那是因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洪水造就了广大的冲击平原,而在农业的发展之上,大面积的永久性的居民定居点发展起来了。剩余食物的出现成为可能,这就推动了全职的手工业和宗教界专门人士的出现。进而,手工业专职人员的出现又加速了科技的发展。对外接触和贸易的发展也被认为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因为,通过这种形式,社会可能学会新的工艺流程,并且可能获得自身环境中缺乏的资源。
宗教的发展过程更加复杂,也更加正规。起初神职人员是城市的统治者,但是随着君主政治和国内政府中的特权阶层的发展。这种统治者逐渐被取代。最初,每个城市的政权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但随着统治权利向国家靠拢,军事征服和政治组织化使大量的城市政权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帝国。
在城市政权范围内,秩序的维持主要是依靠统治者对灌溉系统的控制,这一系统对人类群体的存在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集中起来的人口更容易被一个中心政权所控制,有了神职人员、贵族和国王的支持,对人们征收税款就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有利于为了建造宫殿和神庙而征召劳动力的举动。
随着社会组织愈加复杂化,一些阶级阶层已经脱离开维持生存所必须的活动,并且有闲暇时间投身于对某些非功利性事物的追求。深受人民崇敬的神职人员潜心研究了数学和写作,尽管还有人对这两门技术是否完全缺乏实用价值,心存怀疑。因为,这两门技术的产生事实上是与敬献给神庙的祭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根据裘得的观点,文化是随着不断加快的科技发展速度和文化社会的整合能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时,也是随着对知识掌握的加深而发展的。但是,他也相信,人种学和考古学研究发掘出了人类文化的极端多样性,如果人们的目标是建立人类文化发展的完全同步的话,那么多样性则成为实现目标的巨大障碍。为了揭示控制所有类型的社会演化进步的共同法则,他感到,我们必须放弃或忽略特殊环境和特殊居住群体的个性化特点。
人类学者于连·斯特伍德认为:裘得的观点缺乏对不同社会的各种特定的演化形式的研究。并且,他建议用一种多线性的发展模式来取代这一理论。这一新理论承认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并不认为这些传统是完全独特的。有理由相信,对一种文化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完全有可能适用于另一种文化。它要强调的不是各种文化的特异性,而是它们之中隐含的相似性,这种理论认为: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可能完全或部分地具有独特性,同时,可以这样提问:“在两种或更多种的文化之间,能不能发现有意义的,可以程式化的类似点存在呢?”
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似点大概要由不确定因素决定。每一个案例中的某因素都相同,那么那个相同的因素或许就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因素。这种任意性关系不必具有普遍适用性,因为多线性的发展路线中不存在一个各个时期、各个地点都要遵循的文化形式。多线性发展路线的作法是:他们比较世界各地区的文化传统,尝试着把世界文化划分为几种类型,最终得出每种类型的发展过程的有意义的普遍性原理。
第六章综合评价 (3)
裘得的理论忽略环境上的差异,并且假定先进的农业技术在任何地区都是文明发展孕育的先决条件。而斯特伍德则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并且认为特定环境下社会发展选择的形式很可能就是促使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主张,不是为所有文化的发展建立一种模式,而是为文化分类,这种分类应该建立在人类文化学的基础之上。用这种方法,他把许多复杂的文明归为一类,如: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秘鲁北部、墨西哥高地,这些地区之所以被归为一类是因为他们都是以贫脊土地上的灌溉农业作为谋生的基本手段的。这些文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历史时期里,在社会、政治和技术进步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尽管印加和阿兹特克文明在欧洲入侵时都没有达到旧世界文明的高度。
从这一点来说,裘得与斯特伍德达成了一致。在贫脊土地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灌溉文明确实存在着很多类似的地方,这同时也说明在文化发展的轨迹中存在着一种随意性的联系。它们具有类似的城市化进程,科技发展水平与社会组织化程度类似。有一种正规的宗教,由神权政治国家向着政治组织化和国家政治化迈进,最后是武力征服和帝国的形式。但是,斯特伍德不同意这一历程可以普遍适用于一切文明的观点。他指出,这不是人类惟一的一种生存环境,这种文明形式只是各种环境相对应的文明形式的一种。如果与某种环境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文明形式是促使文化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对于一种复杂的文化来说就可以有很多个不同的基础,那么也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促进文化发展的道路。
把裘得和斯特伍德的观点应用于玛雅。玛雅可以用裘得的理论体系来解释吗?裘得一直致力于建立一种世界上所有高度发达文明都适用的评判标准和其相类似的发展进程。对玛雅文明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玛雅文明很难适用于这一理论。正像布恩·彼德博士所说的那样,这一理论留下了一个难以解释的例外——玛雅。
玛雅农业是一种极为原始的形式。他们肯定不愿意将自己归属为灌溉农业主导的中心地区的统治之下。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剩余粮食,因为玛雅农民的确供养了神职人员和贵族等不劳作的阶层。玛雅艺术和建筑的质量同时也证明全职的手工业艺人已经出现了,如果有剩余粮食存在的话,他们也将是靠剩余粮食供养的阶层。玛雅农民在种植了足以维系其家庭生存的粮食之外,在其余的时间里他们还不仅为建造公共设施而被征召为劳动力,同时还要生产出供养手工业艺人及其家庭的食物。而这些手工业工匠大多具有精湛的石刻雕塑技艺,使玛雅可以以此闻名于世。
尽管城市化在许多其他文明的发展当中都是一个重要因素,真正的城镇主义,也就是人类密集的定居点,在玛雅古典主义时期并未出现。玛雅农业的特点使他们居住得很分散,他们只在宗教庆典的时候才聚集在城市中心。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分散的居住形式一直是玛雅人的显著生活特征。地域上的与世隔绝可能是这一地区几百年来一直保持这种生存状态的重要原因。因为,这种分散的居住方式,缺乏防范设施的定居点,若不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是很容易受到侵袭并极难防守的。
一般而言,科技的进步总是与文明的发展相伴随的。但玛雅的科技自始至终从未改变过。因为缺乏原材料,冶金也不可能发展;在古典主义时期,玛雅人引入了黄金珠宝,但金属工具并未因此而代替了石质工具。因为没有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出现,所以也没有人发明轮子,并且大自然所提供的生存条件也不可能使人为改进农业技术而有任何发�